前几天读到“可能是不”兄弟的一篇大作，《明朝的最后稻草—孙承宗》，对孙承宗很是推崇。小弟读书那会学习不甚上心，心思都用在读闲书上面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点不同的看法。当时就有心另开一贴，可惜时间不允许，现在五一假期比较闲，细细想想，一并写出，若有错误偏驳之处，还请兄弟不吝指正。
首先，我不太认同兄弟对女真的一些定义。诚然，女真部落在兴起的时候，确实一帮强盗流寇，来来回回，无非就是想抢人口财物，对于土地，甚至都没有什么太强的概念。真正的转折点在于皇太极即位，这个时候的女真就从刑事犯罪匪帮转变成武装谋逆集团了。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人指出过，原文我记不清了，大意是蒙古虽说打了几百年，但是打来打去不过就是为了人口财物，女真则不一样。现在的女真，不仅仅是想要人口财物，还想要土地，还想要建国。换句话说，这就从抢饭吃变成抢饭碗了，绝对不是杨嗣昌之流想当然，给点财物就能何谈、就能糊弄的过去的。所以，对女真的战略一打到底，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错。
其次，蒙古的作用非常重要。先不说蒙古和明朝是老冤家，从明朝建国一直打到明朝灭亡，就是明末的整体态势上，蒙古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女真与明朝角力，蒙古挺谁谁就能赢。众所周知，元帝国灭亡以后，蒙古分裂成无数个小部落，瓦剌、鞑靼等部先后崛起，名义上的大汗说话在自己部落上还可以，其他的部落说到底也只能起个号召作用，关键时候未必有多少人买账。皇太极从科尔沁部落入手，充分利用了蒙古内部的部落间矛盾，连拉带打，由东向西，基本拉拢收服了蒙古各部。从此以后，明朝的整个国土防线就从关宁一直扩大了整个北方地区。当然蒙古人也不傻，降服投靠的多，真心卖命的少。但是皇太极征服蒙古的真正意义在于，一定意义上把关宁防线变成了马奇诺防线。从1629年开始到1642年，短短十三年之间，女真军队五次入关，而且路线多变，龙井关、大安口、墙子岭、独石口等等，入关规模、抢掠范围和造成的损失一次比一次惊人，以1642年阿巴泰领兵入寇为例，清军破墙子岭长城入关，横扫京津、直隶、山东一带，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六城主动投降，虏获人口近40万，损失人口财物无数。试问，按照这个破坏法，每隔三两年就入关扫荡一次，明朝猴年马月能积蓄力量、防守反击？
再次，明军自身战斗力问题。明朝开国时建立了卫所制度，与唐府兵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卫所逃亡的数量和速度，着实是令人汗颜。不说明末了，就是明初，卫所的逃亡也很令人无语，引用明英宗期间的一个数字“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再看看明中期，嘉靖年间的“庚戍之变”，俺答汗入寇居庸关，兵临京师城下，经过改革的明十二团营，兵员数量仅为五万余人，多数还是老弱病残；倭寇入侵东南沿海，五六十个浪人就能横行江浙，窥视南京，这样的卫所之兵如何能靠得住？我曾经读过一篇类似于《三垣笔记》类史料，原始出处记不清了，大意是明军追击入寇的清军，清军傍晚临河扎营，明军隔河大骂，清军一人一马披甲过河，数千大骂的明军登时作鸟兽散。对此，明朝的解决办法是雇兵，比如戚家军、关宁军、天雄军，但是这个雇兵也有几个问题。第一，关于雇兵没有明确的政策，雇兵本质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明朝特有的监察制度之下，雇兵作为将领的私兵，不仅存在时间短（将军一死就树倒猢狲散），数量少（私人谁养得起一只庞大的军队，何况也没人敢，国家也不会允许），而且很难和正规的卫所兵、其他雇兵配合作战（骄兵悍将，除了自家将领，别人指挥不动）。第二，雇来的军队，军纪是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左良玉的军队，军队性质是不是全属于私兵先不论，抢起老百姓来，怕是比张献忠还狠。第三，雇兵成本极高，需要的费用极为庞大。
明朝后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个腐朽的国家机器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之间的矛盾，这个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都需要调整改造，但是连续不出现的新挑战，让这个本已不堪重负的机器变的危机四伏，稍有变动，便是彻底报废。以明朝加三饷为例，这里引用明史一段原文：德璟（时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时）曰：“陛下岂肯聚敛。然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臣部实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练四万五千，今止二万五千。保督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练一万，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及陕西三边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饷七百余万，为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饷为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户部虽并为一，州县追比，仍是三饷。”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第一，钱花了，练不出来可用之兵，该打败仗还是打败仗，流寇照样横行、女战依然嚣张。第二，州县官员贪污已经制度化，随你皇帝怎么开征，我这儿反正要横刀切点货下来，皇帝让每亩多征三四厘银子，到了基层，连带里里外外，一亩地值七八两，征税能最高征到十两！（出自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提杨嗣昌同志了，这货志大才疏，人品和能力上跟明初的方孝孺有的一拼。被张献忠溜着玩先放下不说，坑死卢象升也暂且不论，“四正六隅”平贼法才是他毕生的“辉煌”。按照他的部署，加征三饷，已经流贼蜂起的地区没法征，相对稳定的地区被征得流民遍地，按照吴思先生的话说，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他们总要穿衣吃饭。这就要求我们的父母官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把他们也逼跑。然后老百姓弃地逃亡，成为庞大的流民队伍，为各路流贼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和后背兵员，李自成被打的只剩十八骑，然后杀出商洛入河南，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能实现这么个效果，恐怕还得拜杨嗣昌所赐。
孙承宗是我很推崇的一个历史人物，无论是军事能力还是个人私德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后的归宿更是悲壮惋惜。但是明朝的灭亡，不是一两个英雄人物就能扭转乾坤的。天启年间，军事上的问题孙承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了崇祯时期，我只能说即便是徐达、常遇春转世怕也是不好使。另外，关于红衣大炮的问题，袁崇焕的时候确实是守城利器，但是到了皇太极后期，很不幸的是女真也有了红衣大炮，而且是自行研制的，据说工艺水平还在明朝进口货之上，试问女真大炮也玩溜了的时候，再想凭坚城巨炮守城，是不是就有点不符合实际了？在这方面，如果真评个救命稻草，明末根本没有，清末倒是有一个，就是被史书痛骂的李鸿章李中堂，李鸿章不仅能练军打仗，还能搞实业商业，唯独碰不得政治体制，要钱有钱，要兵有兵，就这还免不得成个裱糊匠的下场。反观明朝，明朝之亡，内忧大于外患，政治多于军事，孙承宗一介武夫，权力能力尚不及裱糊匠，为之奈何？借用李自成的话结个尾吧，嗟尔明朝，气数已尽，就算能挑出个救命稻草，一根稻草系住的江山社稷，岂不是有点太勉为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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