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论坛中，最不缺的就是中国内战的比对与争吵。有比对战术的，有比对战略的，有比对领导水平的，有比对将领素质的。以上种种，我认为都是片面的，毛泽东固然伟大，你不能否认蒋介石聪明，林彪善战，廖耀湘也不笨，共产党战术灵活，傅作义也把聂荣臻打得鸡飞狗跳，表现了极高的水准。说白了，这是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他们加入了不同的阵营，依据不同的管理机制和动员机制而战。如果刘峙带着杂牌军加入共产党，或者是粟裕带着26军参加国军阵营，或许对战争进程产生一些影响，但我相信无碍大局。
   
  历史研究者最容易忽略的，也是最让人惶惑的就是，国军集成了这么久，依旧是山头林立，见死不救，共军在没有电台的情况下，一个根据地离另一个根据地几百公里，依旧可以如肩使臂。刘少奇从苏北走到延安，走了5个月，为的是参加中共7大。从这一点上说，共军的凝聚力不是一般的。如果说共产党人都是超人，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身居高位的张国焘也想过一把军阀瘾，如果仅仅说支部建在连上，显然又不完全，因为个别共军部队也会叛逃，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共军队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实在惊人。

  说白了，也就是中共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远远走在国军的前面。在一个军阀林立、靠枪发财、当兵吃饷的年代里，没有军阀、没有堕落的中国军队是怎么练成的，我翻了几段史料，从一个奇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中共的肃反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都是负面评价，我们熟知是，很多优秀将领都冤死在肃反之下，张国焘的鄂豫皖苏区肃反尤其厉害，那么除了AB团、左倾教条之类的，肃反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一段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回忆录。在研读相关原始材料时，我发现，人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平面，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关于肃反发生原因，至少有三点大背景：一、当时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二、1930年代初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三、这是最重要的，军事干部意气用事，往往在工作中会违反党和红军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

   红军的建立是一个奇迹，它是由分散的游击队慢慢汇聚起来的，不同派别、不同习气的老大汇聚到一起，组成了一个番号，正义和邪恶是交织在一起的。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曾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佛庵要苏维埃主席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女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好心为拥护红军而解决性的问题，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
  
  里面提到的曾中生、旷继勋，都是出色的红军将领，红军师长许继慎也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一度几乎脱离了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三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 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时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

  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中央派来当师长的刘英等来到商城，准备整编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二徐及戴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八人连夜出逃。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出逃以后，在1930年2月关于商城三十二师的报告中提到：师委常委“刘殿元（一九二八年从苏联回国）同志，现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浓厚，总想带兵。上一次交一个中队给他指挥，他又随意退却，影响整个阵线；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

  以上史料，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红军，活生生的普通农民组成的军队。即使是从苏联返回的干部，也不能免俗。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敌我矛盾更加复杂，没有纯粹的好人，没有完美的圣人。

  由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残酷围剿，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联系很困难，领导也就相应削弱了。为了强加党对各地红军和苏区的领导，中共中央从1930年开始先后派遣重要干部进入苏区和红军，但是，他们却受到来自某些红军将领的抵制，1931年7月方英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四军对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的态度：“四军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其错，而是在实际上是用种种办法来破坏中央分局之威信，弄成军委在四军中没有什么威信”。

  中央分局命令红四军主力攻下英山后，向东出潜山、太湖，一个月内回来保卫秋收，但是，红四军主力南下于8月1日顺利攻下英山后，并未按原计划向东进攻潜山、安庆方向，而是自行决定继续向南，占据蕲水，缴获“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违背了上级党的指示和军令。红四军领导人也知道违反军令存在问题，8月20日直接写信给党中央，解释自行决定改变计划的原因。中央分局得知红四军擅自改变原定计划后非常不满，写信提出严厉批评。曾中生竟然召集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群情激愤”， 通过了猛烈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并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到了皖西的地方党部和非党组织中。这等于是公开对抗上级党的领导，违反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中央分局担心红四军抗命不回苏区，于是任命陈昌浩代替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在两次乘飞机空降未果的情况下，于9月13日飞马赶到红四军驻地，接管了指挥权，“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
  
  至少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处决，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当时并未被杀。我们现在认为，著名的红军将领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都冤死了，但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人人手里握着枪，一个冲动，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

  肃反是中国革命历史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要否定它很容易，要理解它很难。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中，革命力量原本不足，而1930年代各个苏区的革命队伍却几乎都发生了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惨剧，造成革命力量的严重损伤，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中共认为严重的纪律问题，在国军不是问题，强奸妇女也好，勒索地方也好，留学干部的腐化堕落也好，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军中都有，但没有解决过。

2、上级派干部空降到一个部队去，不受尊重，这在国军也不是问题，军队就是自己的，你派个人就能领导，这才不正常。

3、指挥军队失灵，在国军也不是大问题，甚至在中国古代也不是大问题，因为你毕竟打了胜仗。下级给笔杆子们写封回信抗议一下，这也不是问题。30年代，每个月都有几次全国通电，某某人反抗中央，某某人被开除出党，用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那么说，这些人是不是白死了呢？中共的肃反是不是丧心病狂呢？

在这些惨烈历史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黑暗岁月中，一支成长于野蛮环境中素质低下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瞄准着有纪律的革命军队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这些留苏回来的学生没有什么高超的手腕和杰出的领导力，只能傻乎乎的用尽他们所学的手段，努力打造一支他们认知中的苏联红军。幸运的是，苏联红军尽管有很多缺点，依旧是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军队。而组织严密的党和军队正是革命得以成功的最重要条件。

桂系、晋系、冯系、粤系————他们一次一次的举起反抗的旗帜，又一次一次的拥护中央，到1949年，蒋介石调不动白崇禧，这就是报应。也许，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有人情味儿的表现，请别忘了，这种人情味儿是军阀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斗气与叫好的时候，丝毫没有把千万呼号的贫民放在心上。而你我，如果混在那个年代，也不过是一介草民罢了。

不断的蜕变、不断的整合，共军的成功，不在于一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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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1.当时各地军阀割据 中央政府的进程并非是和平过渡 临时政府的政权被北洋政府强破夺走 北洋政府的政权被国民政府北伐取走 在1911~1949年之前 中央政府多变 因此对于地方势力以及各党派军力的控制也就始终没有得到贯彻 没有控制就没有纪律 单靠过去个人如岳家军、戚家军的部队也是少之又少 流氓习性无法压制 最终流氓军队的形成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2.共军有良兵 国军也有 国军有匪兵 共军也有 因为死的人多 补充的就多 但凡在任何时期 流氓地痞都是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他们不安于生活 且逞凶斗狠 因此入伍参军变成了他们获取个人利益的最便捷方式 只不过国军的树大 所以招风

3.生活在那个时代 既痛苦 又快乐 享受着嘴上的自由 害怕着身体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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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伪圣洁 金币 +7 回复认真，鼓励！ 2013-8-14 02:07

中国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组织、那种背景下，肃反均是领导人的一种谋略手段，虽然可能错杀一批人，但是往往能统一思想继而打到目标的一致性。例如，苏联大肃反是清洗了一批能人志士，但也给了朱可夫等人显示能力的机会，所以肃反未必不是好事

其实我到是觉得肃反没有错、因为在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肃反有着一定的必要性、错的是肃反最后不知啥原因被扩大化了。特别是肃反运动中一些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给党的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回楼上，我觉得肃反只能说是在特殊阶段采取的最有效率手段，在外有强敌的环境下，容不得慢慢治理整顿，只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摆平内部的问题，以免外敌趁乱而入。说不上是好事。

肃反从军事角度来说是必要的,可加强军队纪侓组织性,错的是肃反到最后被扩大化了.给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利用了,让党的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需要吸取教训

楼主这个视角很特别，过去从来看见过
说说自己对这一点的看法，我觉得这些事，包括以后的上山下乡，文革啊什么的，最初都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但是最后都失控了
但是中国太大了，太了惯性也大，想推动它换个更好的方向，就必须用狠劲
可是用劲一狠，又容易做过头

肃反是对内立威的好方法，但是并不是TG夺得江山的关键，关键还是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而到了台湾因为地下党组织呗破坏殆尽，造成台湾战役一再推迟，结果被美帝阻止一统中国，或许是命中注定

gmd的失败是注定的。4.12被杀的最多的不是gcd而是gmd的左派。从哪个时候开始gmd的基础建设就烂了。对于肃反，哪个时候确实在内部各种势力太多。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确实扩大化了。

解释有一些道理，在特殊情况下有时候特殊、甚至说是残酷的手段确实可以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一旦摆脱了特殊时期，仍然采用特殊手段进行管理，反作用就会成百倍的反噬自身。
肃反无疑是可以加强领导，但是也成了排除异己的手段，不讲程序的严酷镇压在战争时期可以，一旦到了和平时期，大量的仇恨就会积累，到了一定的限度，损害就会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