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一）


•        【文／韩光渭】

    　编者按中央研究院张玉法院士和陶英惠教授曾向韩光渭院士建议撰写回忆录；而韩院士终於在2008年亲笔完成全部文稿，本报在中研院近史所 研究员兼副所长张力的协助下取得资料，节录刊载。其中韩光渭投入雄风飞弹研发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我国防战备最动人心魄的一段。
    　雄风一型飞弹武器系统（包括飞弹和射控系统）的研究发展时期，若从1968年与柏格曼教授讨论基本系统观念算起来，是25年；若从1971年先总统蒋公核准实施算起，是22年。
    　1968年夏季，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柏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教授应邀来中科院筹备处访问。他向筹备处主任唐君铂中将建议研制目视导引的短程飞弹。7月22日唐主任指示我，以公开讨论方式研讨究竟 发展哪一种飞弹最好。8月5日核准由我组成「导向飞弹技术研讨小组」（详见中科院出版的《雄风文献》），与柏格曼教授研讨他建议的飞弹的性能规格。我在讨 论之前，参考美国的Lacrosse飞弹写了一份资料，并注明飞弹的代名是雄蜂（Drone Bee）。
    　从雄蜂更名雄风飞弹
    　经过与柏格曼教授讨论後，他对资料中所写的尺寸有所修正，而其他规格及说明都同意；他并指出「雄蜂」飞弹最适合我国的需求，它是用电来控 制（不用油压控制系统），装有无线电高度计，使飞弹可以在水面上很低地平飞。这是雄风一型飞弹最早的一次讨论会；以「雄蜂」为飞弹的名称是第一次出现。後 来我正式签请，并由唐主任核定以「雄蜂」为飞弹的名称。将「雄蜂」改为「雄风」则是前总长郝柏村上将上任後，由国防部决定的，时间是在1982年；正式以 命令发布更改是在1984年6月20日（云霖字第1122号令）。
    　雄风一型飞弹计画是奉先总统蒋公於1971年7月核准实施的。第二研究所郑毓珊副所长奉派於1971年7月19日担任计画主持人，我担任 导引控制系统主持人。黄代院长孝宗上任後，於1982年12月16日要我担任计画主持人。1995年2月1日我自中科院退休後，由王德胜博士接任。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是以「先求有再求好」为原则。在研究飞弹的重要设备（例如风洞）没有建好以前，就於1975年7月27日开始试射飞 弹；1978年10月10日的国庆阅兵首次展出，同年飞弹连续命中靶船七次後，海军开始接收飞弹，并通过验证，担任战备。但很不幸地，飞弹的命中率有逐渐 下降的趋势。因此在1982年10月之後进行了全面的飞弹品质改进工作，直到1984年5月2日才通过可靠度合格的验证试射，并随後分批更换已经在海军服 役的飞弹。从此以後雄风一型飞弹的命中靶船机率，都保持在原订规格以上。
    　雄风一型飞弹自1971年奉准计画实施，至1985年完成系统验证为止，共计14年。自1975年飞弹离架试验开始，至1990年之海军战备抽测试射为止，共计发射了188枚。终於使我国有能力自行研制丶使用丶改良和大修此型飞弹系统。
    　雄风一型飞弹在海军服役期间的後勤支援工作，都由中科院负责执行。标准的工作是每隔五年飞弹都被运回中科院大修一次，因此可以确保飞弹的 品质，而中科院也可以得到海军的长期後勤预算支援。换言之，只要雄风一型飞弹在海军服役，中科院就有该型飞弹的後勤工作在进行。
    　1993年5月，中科院曾经对雄风一型飞弹武器系统提出研发计画结案报告，而且得到海军同意和国防部的核准。所以，雄风一型飞弹武器系统 （包括飞弹和射控系统）的研究发展时期，若从1968年与柏格曼教授讨论基本系统观念算起来，是25年；若从1971年先总统蒋公核准实施算起，是22 年。另外，若从1975年第一枚飞弹离架试验开始，到1985年射控系统验证完毕为止，是10年。无论如何计算都是很长的。在这期间，一切都要从打根基作 起，而且都要有长期规画，并克服种种困难，最後才得到预期的结果。
    　雄风一型飞弹研发期间的工作实况，在《雄风文献》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报告，本章附件一至六，为其中的几份报告。而以下所写的几节，可看作是该书的补充资料。
    　林骅博士的重要指导
    　林骅博士在1968年至1975年雄风一型飞弹研发初期，曾先後来中科院很多次；每一次都提供很重要的指导。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航空工程系的博士，是当时波音（Boeing）公司在国防武器系统方面的高级领导人，对世界各国的飞弹武器系统都非常了解。他对我们在飞弹导引 控制方面的重要指导和协助，有以下几点：
    　（1）他听过我们向他作的雄蜂飞弹发展构想後，认为是最好的发展途径，使我们信心大增。
    　（2）他与刘诒谨教授听过我们对雄蜂飞弹的导引控制方法报告後，都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此型飞弹的导引控制技术知识（Know How），并不需要向K国购买此种技术知识。中科院因此省下了当时已为此编列的预算600万美元，我们的工作同仁因而更具信心。
    　（3）林骅博士对火蜂（Fire Bee）靶机改成飞弹的观念很支持，他并且在1975年1月3日的一次会议中建议一种方法，以改善飞弹的命中误差。他对这种观念的支持，使我们增强了信心，终於在1979年有了结果，并且使我们成立了「中流计画」。
    　（4）经过他的安排，使我在1980年有一次机会去参观西雅图波音公司的飞弹导引控制系统模拟实验室。雄风计画在模拟方面的规画，都是我利用这次参观的心得而建立的。
    　（5）他每次回国都是专为来中科院指导我们，而且每一次都提供很具体丶实用，和很有远见的方法和观念。他曾经在1973年到梧栖海边看我们用直升机作高度计测试；提供并详细讲解飞弹导引控制方面的资料；也曾为我们讲解以後可能要研究发展的新型导引系统。
    　现在（2008.1.20）回想起来，我对林骅博士非常敬佩和感激；他的指导像是明灯，使我们走向成功，而且不理会那些反对人士的干扰。（待续）

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二)

    　雄风飞弹发展初期，工作同仁都抱着满腔热血，但是真正从事过飞弹研发工作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因此，刘教授正是我们所渴望的专家。那时刘教授与林骅博士两个人构成很好的搭配。
    　刘诒谨教授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系博士。他曾经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Lockhead Cooperation）飞弹部门研究员，并主持过美国海军的炮火指挥系统研究计画。1971年7月他应我国国科会之请，在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曾先 後多次向刘教授请教问题，并於1972年1月促成中科院与清华大学签订合作计画书，由刘教授指导中科院人员研究飞弹导引控制系统，先後共2年。1973年 6月刘教授的国科会客座教授期满後，我们特商请由本院与清华大学合聘刘教授，在国内继续工作3年；工作地点就安排在我的办公室旁边，我们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问题。
    　由刘教授指导我们的合作计画，是雄风计画第一个与院外单位合作的研究计画。虽然在1974年6月因为美国方面的原因，刘教授提前返美，但是他已经对雄风计画有非常大的贡献。
    　刘诒谨教授贡献良多
    　刘教授返美後，每当我去美国公差时，总会安排时间去华盛顿登门拜访；有时带着雄风飞弹试射时的遥测资料，摊在刘教授客厅的桌子上请教。雄风一型飞弹计画完成之後，我仍然保持去华盛顿拜访刘教授的作法；不是请教飞弹问题，而是去探望和表示感激。
    　在雄风飞弹发展的初期，工作同仁都抱着满腔热血，准备为这一任务献身奋斗；但是真正在以前从事过飞弹研究发展工作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因 此，刘教授正是我们所渴望的专家来指导我们。那时刘教授与林骅博士两个人构成很好的搭配。林博士以短期访谈方式指导我们大的方向；刘教授则长期以朝夕相处 方式，指导我们如何实际去解决导引控制问题。有时候他们两位导师会出现在同一个会议里，那也就是重大问题必须决定的时候。
    　现在（2008.1.21）回想起来，刘教授对雄风计画的具体贡献有以下几点：
    　（1）惯性导引系统的研究。刘教授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追迫实验室（Draper Laboratory）服务，这是全世界最精密的陀螺仪和惯性导引系统的研究单位。美国的长程飞弹和人造卫星导引系统的精度，都是依据该实验室所研制的陀 螺仪精度而决定的。因此，刘教授是真正大师级的惯性导引系统专家；他使中科院在惯性导引方面，一开始就发展得很踏实。参加这一方面工作的，大部分是第二研 究所的同仁；在我负责的组内，是由陈平和先生跟随刘教授研究新型陀螺仪的设计。
    　精密陀螺仪的重要性
    　刘教授曾经介绍我去参观追迫实验室。那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旁边的一栋很老旧的大楼，里面挤满着研究室和实验室。那天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位资深 的研究员，也是刘教授当年的要好同事；他的热心讲解，使我对新型精密陀螺仪的研制得到很深的印象。那天，创建追迫实验室的追迫（Charles Stark Draper，1901—1987）博士，也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我。当我看到墙壁上挂满了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部，给他的很多感谢状，使我无限地景仰他。 他领导的研究计画在那时的目标是：每隔10年使精密陀螺仪的精度增加「一个零」（十倍）！
    　这次参观使我确实知道陀螺仪精度的重要性。因此我在中科院服务期间，对精密陀螺仪的研制计画都尽量鼓励和支持。记得我自中科院退休时，第 二研究所负责精密陀螺仪的几位同仁，特别将他们最新研制的两具陀螺仪解剖，并做成纪念品送给我。我是曾经在1964年亲自到美国的军用废品店里寻找旧陀螺 仪的人；我有机会在追迫实验室看到美国最新研制的陀螺仪；而且有幸接受我国自制的最精密陀螺仪作为临别纪念品；我是何等的感谢神的安排！这一切的最初关键 人是刘诒谨教授。
    　（2）雄风一型飞弹导引系统的设计。雄风一型飞弹使用一种特殊天线的归向（Homing）方法，因此导引系统的设计，也要用特别的方法来 配合。刘教授指导我们派到清华大学工作的蔡义从先生，作了很多模拟工作，终於确定了一种方法；後来经过宋真尧等同仁的改善，实际用在飞弹上。换言之，雄风 一型飞弹上的终端归向导引方法，是刘教授教导我们做的。
    　（3）飞弹重要数据的预估。1971年由中科院二丶三所正式展开雄风一型飞弹研制行动时，不但二所的风洞尚未建立，三所负责导引控制系统 研发的第三组，也只有一台能量有限的TR-48类比计算机，勉强可供模拟训练之用而已。因此在第一枚控制弹发射之前，飞弹的重要数据都是由二丶三所有关同 仁由计算和猜测而得的。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发控制弹真正被采用的弹上重要数据，是请刘教授预估的。以後的事实证明，刘教授的那次预估相当可靠，其误差在工 程人员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这在「先求有，再求好」的原则下，刘教授的预估数据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几次难忘的飞弹试射
    　(一)第一次滚动控制弹试射
    　1975年10月28日，台湾南部的飞弹试射场，雄风一型飞弹开始作第一次控制弹飞试，其主要目的是测试飞弹的滚动控制系统是否稳定。飞 弹装配好了之後，导引控制系统机械方面的负责人王克勇先生（我的机校同年班同学）把我叫到飞弹旁边对我说：「飞弹头上的两个天线护罩，与弹体都有一条很大 的空隙，会不会影响飞弹控制系统的性能？」我用右手的小指头伸到空隙里去又拿出来说：「照原订时间发射。」他说：「让我用胶布把空隙贴起来好了。」我说： 「好。」因此，这枚首次飞试的控制弹，在弹头两边天线护罩与弹体之间都贴着胶布。（待续）

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三）
    　祸不单行，10月15日我收到一纸院部的通知，我被惩罚，申诫一次！我参加雄风计画，最初受到的不是记功嘉奖，而是申诫。
    　另外，在飞弹的装配场作飞弹控制系统测试时，我用双臂抱着放在木架上的飞弹，使之产生滚动，来观察飞弹的4个尾翼是否偏移到应该有的方 向。我的感觉是方向正确，但移动的速度太快；这表示我觉得滚动控制系统的电线极性接得正确，但增益太大。然而我怎麽能用一个人的感觉来确定呢？於是我决定 不作任何增益的修正。因此，这第一枚控制弹是我存着怀疑滚动环路增益太大的心情打出去的。
    　在我抱着飞弹作滚动时，有位同事对我说：「你难道不相信电线的讯号有正确的极性吗？」言下之意是我太幼稚。事实上，第一枚控制弹试飞之 前，我对工作同仁是否将飞弹尾翼的电线接对，使电的极性正确，的确没有信心。现在（2008.1.26）我很遗憾的是，我没能把这种「幼稚」坚持到底，使 後来在雄风二型飞弹试射时，竟有一发因为尾翼电线接错，而不得不使之中途落海。
    　雄风一型飞弹是在一切都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做起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却是要达到此型飞弹的世界水准。从这第一枚滚动控制弹的准备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将有很困难的路要走。
    　这次试射，来督导的长官是海军的刘和谦将军。飞弹发射之前，由我先作简报，并说明这次飞试的成功或失败，是依照飞行中飞弹的滚动角度是否 能由发射前的××度滚往Ｙ度来决定。结果从发射後的遥测资料显示，飞弹滚进了Ｙ度；但很可惜，过了几秒钟之後却滚动变大，终於失控，造成飞弹落海。刘将军 认为试射是成功的，并且嘉勉大家。那天晚餐时特别加菜来庆祝成功。但是我心里知道，这次的成功并不完美，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预先估对滚动控制系统的增益。好 在我们采取了行动，使以後的飞弹试射，每一次都没有再发生滚动控制系统的问题。回想起来令人安慰。
    　(二)飞弹在军舰上发射时出现意外
    　春雷三号演习（1977.8.10-12）是在DD舰上发射3枚雄风一型飞弹。演习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天气连续阴雨，而我在出发的前一天不幸得了严重的伤风感冒，因此必须每天吃药，抱病工作。
    　发射第一枚飞弹的那一天早晨（1977.8.10），我突然觉得失去了声音，不能讲话。我去高雄市周耳鼻喉科医院检查，医师告诉我喉咙红 肿得很厉害，必须立即打针吃药，并停止讲话，否则一辈子不能讲话。我觉得体力和精神都无法支撑下去，只好乘火车回家，不参加演习。
    　一枚飞弹 舰上喷火
    　过了两天，我得到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有一枚飞弹在发射时未能离舰升空，反而在军舰上不停地喷火。这个消息立即使我的喉咙病情 加重，使我必须用手写字才能与家人沟通。我在家养病3周後，虽然抱病去办公室，但是在办公室里也只能与同事用笔谈，很痛苦也很不耐烦。後来，我请同事方惠 忠先生帮我做了一个特别灵敏的声音放大器放在办公室里，使我可以用很小的声音讲话。另外，我买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很小的收音机和发射机，利用无线电放大 器的方式参加开会，和在学校为同学们讲课。每天都忍受着喉咙的肿痛，苦不堪言。
    　祸不单行，10月15日我收到一纸院部的通知，我被惩罚，申诫一次！我参加雄风计画，最初受到的不是记功嘉奖，而是申诫。同时被惩戒的还 有袁杰丶萧启晃丶林玉堂和朱黔生等4位同仁。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因为我是控制系统的负责人，却没能预先设法防止此种意外的发生。事实上，我受的惩罚比他 们都大，我的喉咙失声，使我因此遭受了很多年的痛苦。
    　更不幸的是，在我为喉咙病症到处求医的时期，又发现我的大便有血，而且肛门周围肿胀。经过医生检查，认为必须开刀将一个◆管取出，否则◆ 管会长得太大，动手术也难以治疗。於是我不得不在1979年4月住进了三军总医院。结果，在动过手术的第二天，因为伤口太大，一位来给我换药的护士小姐竟 被惊吓得跑开了！这种上下夹攻的病情，使我痛苦得很难忍受，颇有末日将临的感觉。
    　我在三军总医院住了将近两周才出院，而以後的很多天大便都有血。幸好，我逐渐康复，而且直到现在（2008年）没有再发现◆管。很感谢给我开刀的肛直外科周良启主任。
    　我和伙伴 都生病了
    　我躺在三军总医院病床上时，想到很多位我的工作伙伴也正在生病。他们大部分得的是肠胃方面的病，例如：胃痛丶胃溃疡丶十二指肠溃疡等；也 有两位得的是很特殊的病，一位是下肢瘫痪（于燕汉），一位是血液病（杨鸿旭）。我问我自己，为什麽我们很多伙伴都为了工作而忙得生病呢？我终於想到，这可 能与我当时的一个工作原则有关系。那就是因为我看到当时参加雄风计画的各单位人员意见很难沟通，而且在一起开会时常常吵闹，甚至原是同班同学，竟会变得像 是仇敌。所以我给与我一起在「系统」方面工作的伙伴们一个原则：「别人不喜欢做的事，我们都做；别人给我们的痛苦，不反抗，都自己吃下去。」於是我决定出 院後立即设法改善。
    　另外，我也问自己，为什麽很多工作伙伴累病了，而飞弹试射仍然出现很多因为工作人员一时疏忽而做错了的问题？例如在军舰上喷火的那枚飞弹，是因为电源的接线错误。我想到必须设法使参加工作的每一个人都从心里很想把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够做到「零缺点」。
    　於是我出院後恢复上班的第二天，在中科院图书馆总馆的大礼堂里，约请我的工作伙伴暂时放下工作，来听我宣布今後工作目标的报告。我报告的 3大目标是：「健康丶愉快丶成功。」我分别加以解释，并说明用来取代以前那个工作原则。从此以後，每当我们在一起聚餐时，我们都举手高呼这3个口号。现在 （2008.2.5）回想起来，我很高兴那时采取了这样的行动，的确改善了大家生病的情况。但是，很不幸，于燕汉和杨鸿旭两位同仁却在1980年和 1981年相继往生了。我们特别为他们两人在系统发展中心的大楼前面立碑纪念。(待续)

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四)

    　打沉太湖靶舰是在1984年7月18日。当我看到靶舰上两个弹头爆炸时所形成的大洞，显示雄一飞弹系统的各部分都是正常的，而且威力强大，使人震撼。
    　我能够撑过病痛折磨的最大原因，是我在病倒期间用心研读《荒漠甘泉》和《圣经》。我曾经在1978年请病假在家休养21天（1月18日至 2月8日），几乎每天都读这两本书。有一天袁杰同学来我家看我，我曾经向他报告读书心得。当我躺在三军总医院的手术台上时（1979年4月），我决心皈依 天主，并在1981年6月4日受洗为天主教徒。我最主要的心得是：「人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只要他知道是为什麽，他宁愿自己带上枷锁。」我知道我是为了做出 雄风飞弹，宁愿忍受痛苦。
    　我平时最喜欢唱的几句京戏，是「击鼓骂曹」中的四句：「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自会风云上九重。」没想到一个「春雷三号」演习，却给我带来这样大的痛苦；使我现在（2008.2.4）写到这里时，仍然会有「痛苦犹存」的感觉。
    　为了使大家都从心里愿意把事情做好，我宣布我们工作的基本观念是儒家思想的行「仁」，并解释「仁」就是存心为善。我特别说明，我们做飞弹 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保护在台湾的同胞，避免战争；是存心为善的。以後的几年里，我把西方的「系统工程」和我国的儒家五伦观念，都与「存心为善」加在一 起，终於形成一套很有用的哲理和方法，使大家都愿意「存心为善」，把事情做好。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春雷三号」演习的失败和痛苦而引起的。
    　（三）用雄风一型飞弹击沉太湖靶舰
    　飞弹弹头威力试验，是很危险和代价很大的工作。雄风飞弹弹头的威力试验共有两类：一类是在飞弹基地里作静态爆炸试验，另一类是用战备弹打沉靶舰。
    　基地里的雄风弹弹头爆炸威力试验，是用很多张很大的钢板把一枚放在铁架上的弹头围起来；铁板的厚度不同，与弹头的距离也不同。在铁板与铁板之间，放着一些舰用油品的贮藏桶，以显示弹头爆炸时引起的燃烧情况。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雄风二型飞弹的弹头威力展示；时间大约是在1989年。展示的那一天，海军来视察的长官是庄铭耀和伍世文两位将军。 他们在弹头爆炸之前先到现场观察，并听取工作人员的报告。然後我们都躲在安全室里，在听到一声巨响後，立即走到室外观察，发现由爆炸而引起的大火十分惊 人。大火被扑灭後，我们到现场发现钢板都有大小不同的穿孔，而且东倒西歪，散开到远近不同的距离；有几块小的钢板飞开的距离很远。两位将军印象深刻，特摄 影留念。
    　打沉太湖靶舰的震撼
    　打沉太湖靶舰是在1984年7月18日。那天由DD舰和海鸥飞弹快艇各发射一枚雄一飞弹，都命中太湖靶舰。然後参加演习的几艘军舰慢慢地 向靶舰接近距离，并绕着靶舰航行一圈，观察中弹後的情况。我在指挥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水线附近的两个大洞，也看到靶舰正在下沉。这时各军舰都停车不动， 现场的官兵都凝视着靶舰，一声不发，使我觉得受到一种很沉重的压力。
    　当我看到靶舰上两个弹头爆炸时所形成的大洞，显示雄一弹系统的各部分都是正常的；尤其是武装（弹头）分系统，藉此证明了弹头的一切功能都是正常的，而且威力强大，使人震撼。因此我非常高兴，立即高举右手的大拇指，向武器分系统的负责人张学先组长道贺。
    　後来，我看到太湖靶舰逐渐下沉，只剩下驾驶台和舰艏时，一阵悲伤涌上心头。我联想到的是，如果这是真正击沉了敌人的军舰，那必然会造成很 多人伤亡，海面上的景象将会惨不忍睹。因此我希望雄风飞弹只是用来防止战争，而不是真正地用来打沉敌人的军舰。我这样不停地想着，凝静地看着太湖靶舰下 沉，直到完全看不到了，指挥舰才开始回航。
    　现在（2008.2.9）回想起来，雄风飞弹从来没有真正用来打沉敌人军舰，令我心里觉得安慰。我希望政府各阶层的领导人都知道，用飞弹打沉军舰是伤亡很大的，千万要避免。
    　这次打沉太湖靶舰的经过，我在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悲惨。
    　飞弹品质改进的经过
    　雄风一型飞弹品质改进工作的经过是很折磨人的，也是很痛苦的。凡是参加工作的人都很有诚意早日解决问题，但是过程却十分曲折。当突然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时，有的伙伴竟高兴得大叫起来！
    　雄风一型飞弹品质改进工作自1982年10月开始，到1984年4月为止，共计用了一年半时间。这期间曾经为了找寻缺点和改进品质，而发 射了30多枚飞弹。完成此项任务後，李卓显顾问曾撰写一份报告给中科院。我也曾请几位有重大贡献的伙伴，把经过的事实写成报告存档。
    　1984年3月9日，飞行试验结果，飞行正常，却发现曳光器尾罩部位有超温现象，但电子总成外围金属壳温度，并无异常现象。
    　1984年3月14日的讨论会中，许主任报告他对曳光器尾罩有超温现象的一种解释，并在1985年4月22日写了一份报告，先呈阅给黄代 院长孝宗和刘副院长曙晞，然後给我一个影印本。我将他的报告和其他几位伙伴写的报告，都存在雄风计画室的资料室中，以供有关同仁参考。
    　在此我要特别写清楚的是，雄风型飞弹在品质改进期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弹尾曳光器部位有超高温度，因而烧坏了高度计的延迟线。这个现象是在1984年3月9日的飞弹飞行时，从遥测信号中首先被叶荣祥先生发现。
    　3月9日以後，对超温现象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徐炎廷博士认为是曳光器的高温造成的；另一种是许树恩主任认为是加力器和续航器喷嘴火焰回 流所造成的。将这两种解释加在一起，则有效的解决问题办法是，加堵热塞使高度计的延迟线受到保护。因此在以後的雄风一型飞弹上，都加装了由材料研发中心制 造的堵热塞。（待续）

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五）

    　接下来就是海军成立「海鸥」计画，先用两艘已经有的PT─1型小艇，来做加装雄风一型飞弹的试验。
    　海鸥飞弹快艇研发经过略述：海鸥飞弹快艇是基於海军「体积小丶速度高丶火力强丶数量多」的快速辅战兵力，及配合其武器革新政策，以自力生产为目标的研究发展项目。其经过时程如下表：
    　海鸥飞弹快艇於1978.11.12奉蒋经国总统指示大量制造。先後经过21次海上试射演习，证明射控系统功能正常，符合原设计需求，於 1985年1月28日正式移交海军，并得到海军总部来函向中科院致谢。此一历时10年之研发计画终於完成。在1980年10月10日的国庆盛典上，曾经由 青年代表徐世荣呈献飞弹快艇模型给蒋总统，由此可见国人对此种完全由自制而成的武器系统很重视。
    　1975年初，有一天海军姚能君博士来中科院看我。他说刘和谦将军有个构想，把雄风一型飞弹装在小艇上，要我研判可不可行。我回答他说：「可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海军有此「以小吃大」的构想。
    　过了些日子，我被通知去国防部参谋本部，参加一次由海军总部夏甸将军向参谋总长赖名汤上将简报发展飞弹快艇的会议。会议结束时，赖总长 说：「韩光渭，到我办公室来。」我跟随总长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说：「坐下。」我立即在他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脑子里在回想，我在海军机校时，袁校长 铁忱将军在他办公室要我「坐下」而我却不坐下的事）。
    　总长问我说：「你看这事成不成？」我回答说：「可以成。」他听了之後说：「好。」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很秀气的铜尺送给我。我起身接 尺，然後行个鞠躬礼，走出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海军已将飞弹快艇的构想写成计画，呈报参谋本部。那支铜尺的照片我到现在（2008.2.27）仍然保 存在我的纪念品抽屉里；铜尺上刻着蒋中正总统的名言：「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於度外。」
    　接下来就是海军成立「海鸥」计画，先用两艘已经有的PT─1型小艇，来做加装雄风一型飞弹的试验。在中科院则成立一个临时任务编组，做加装飞弹射控系统的有关工作。我被指定为编组的主持人，於是我们展开了一连串的试验工作，来确实知道「可不可行」。
    　测试计画 差点停摆
    　我们正在做测试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被通知去院部参加一次会议，检讨PT─1艇装雄风一型飞弹是否可行。其原因是，有位第二研究所的同仁 写了一份报告，认为「不可行」，而且一状告到参谋本部去了！当时担任计画次长的刘和谦将军认为事态严重，特别亲自来中科院主持会议，了解实况。
    　那天会场中气氛很凝重。二所某先生把印好的一份报告先从头到尾宣读一遍，其中主要的一句话是：「雄风弹是宝刀，PT─1艇是小卒；把宝刀 放在小卒手里不可行」。报告宣读完之後，在场的中科院长官和同仁都一言不发；看样子，只有我一个人是「被告」，而其他人都同意报告中的结论，显然我成了 「罪人」。
    　情况逼人，我面临立即被迫停止测试工作的危机。我十分无奈，手里捧着厚厚的几份试验报告，站起来对大家说：「从这些做过的测试记录中，我 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样是显示PT─1艇装雄风飞弹是不可行的；请求给我们机会，继续作试验。」会场中仍然没有一个人发言，显然都等待着我俯首认罪。
    　最後，刘和谦主席说：「这项任务做不成功也没关系，快艇仍然可以用来抓走私。」会议就此结束，我松了一口气。事实上，刘和谦将军也是「被告」，因为这个在快艇上装雄风飞弹的主意是他出的。
    　海鸥计画成功以後，我时常听到有人说，他在当年曾经是赞成开始海鸥计画的人。但是在这次我被告状的会场中，并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赞成我的话。唉！落井下石，人之常情。幸好那天刘和谦将军是主席。不然海鸥计画就被迫停止了。真可怕！
    　那位写反对报告的某先生，也许是受指示而不得不写。我以後在路上遇见他，总是老远就举手向他打招呼，特别表示友善。同时我心里在拜托他，不要再来一次反对报告。他後来写了一本有关世界舰用飞弹系统的书出版，特别送我一册。可惜里面没有提到海鸥飞弹快艇。
    　三项试验 顺利完成
    　第一项试验工作是把一枚假的雄一飞弹从PT─1艇上抛到海水里去，藉以了解在发射飞弹时，小艇会不会因为重量突变而摇摆太大，或者翻覆。结果证明影响不大，可以接受。
    　第二项试验工作是把一枚假的雄一飞弹在PT─2艇上用飞弹加力器打到空中去，藉此了解雄风一型飞弹在发射时的冲力，会不会使小艇摇摆太大或者翻覆。结果显示影响也不大。
    　第三项试验工作是把一只狗放在PT─1艇的驾驶室里，在假的雄一飞弹发射之後，来检查有没有使狗受到伤害。结果狗的耳膜是正常的，其他检查也都正常，但是狗因晕船而有呕吐现象。
    　这三项试验工作完成之後，工作伙伴们的信心增强；原先反对海鸥计画的人也不再坚持其意见。但是有一项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试验，就可以证 明是否可行的工作，那就是射控雷达是否能在PT─1艇受海浪影响很大的时候，稳定地锁定目标。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必须优先确定，但是我们却没有射控雷 达来作试验。因此我们在研制射控雷达的过程中，很注意海浪的影响。（待续）

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六）
    　1978年9月22日是海鸥快艇在研发期间的一个关键性日子，这一天要第一次在艇上发射雄风一型飞弹。我目送海鸥快艇慢慢地出港，直到我看不见它才离开码头，我希望它能安全地回来。
    　以下谈一谈射控雷达的研制。参考有关各国小型飞弹快艇的资料後，我们得知，一般小型飞弹快艇都用有良好稳定系统的艇身，例如水翼艇。因为 海鸥计画是要求立即有飞弹快艇来增强海军保卫台海的计画，不可能建立一个水翼艇发展计画，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研制特别耐风浪的射控雷达。
    　换言之，在海鸥艇上的任何装备，无论电子或非电子装备，都必须特别加强耐风浪的性能。因此，经过与专业组（微波组）同仁研讨後，我们决定请一家日本公司帮我们研制用在PT-1艇上的射控雷达。
    　自制射控雷达遇难题
    　日本的×公司为了研制我们的雷达，特别在一个楼顶上装了一套很大的油压控制系统，用来把做好的雷达放在上面，追踪空中的目标，并由油压控 制系统来模拟海浪的影响。换言之，有了这套油压控制系统，就可以证明做出来的射控雷达或其他电子装备，是否能用在PT-1艇上。
    　後来我们请×公司也帮我们做了一套同样的油压控制系统，而且我们在兴建系统模拟大楼时，就计画将这套油压控制系统装在楼顶上。在雷达制作 期间，我曾经和几位微波组的同仁去×公司参观。他们在技术方面和组织管理方面都使我很佩服。我们微波组的同仁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工作，想必收获很大。
    　有了日本×公司帮我们制造射控雷达的经验，在後来的海鸥艇上我们决定都用自行制作的射控雷达。在这一方面，许垲上校和他领导的微波组同仁 都有很大的贡献，令我敬佩和感激。据我所知，海鸥飞弹快艇自制的射控雷达，有很好的稳定和目标追踪性能；这是海鸥计画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自制射控雷达过程中，曾遭遇两个困难问题：一个是雷达天线与雷达收发机不能配合。结果，必须更改此两者之一，方能使整体系统功能正常。 这一方面我非常感激周明学长（海军机校四十二年班），他同意由他领导的天线组重新设计制造雷达天线，解决这项困难。同时他也解决了雷达天线护罩耐风浪的问 题，使大浪冲击雷达天线时，仍能保持目标追踪性能。
    　另一个困难问题是雷达天线底座的两个马达很容易烧坏。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马达太大，像个小面盆，在机械方面很不容易安装正确；其二是电路设计不良，使马达的电流大得超过规格。
    　这个难题困扰了我们很久，高级长官也因此分神关注。记得有一次当我在海鸥快艇上向参谋总长郝上将报告射控雷达时，他特别要我把两个雷达的位置指给他看。直到数十艘海鸥飞弹快艇的射控系统都安装完成，测试完毕，移交给海军时，这个难题仍然没有解决。
    　幸好主持移交的刘赤忠将军让我在移交文件的後面附一份保证书，保证在一年之内彻底解决此一难题，这样才使海鸥计画被认为是按时完成。否则一定有不少人会因此受到责难或惩罚。
    　海鸥射控系统移交後不久，这个困难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都很感激刘赤忠将军。事实上，刘将军在他担任海军的每一个职务，都对雄风计画大力支持。
    　从我1966年进入中科院到1995年退休，他对我提出的任何计画都百分之百地支持。虽然有些人因此提出批评意见，他都不理会。我有这样 一位学长丶长官和好友的爱护和支持，真是三生有幸。2006年夏季，我和梅藟（编注：韩光渭夫人翁梅藟）曾特别到刘将军府上拜访，表示谢恩。那天承蒙赐予 丰盛的素食大餐，特在此记下来并表示感谢。
    　海鸥快艇上首次发射
    　1978年9月22日是海鸥快艇在研发期间的一个关键性的日子，这一天要第一次在PT-1艇上发射雄风一型飞弹。虽然一切准备工作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进行都很顺利，但是随时会发生意外事件，而使试射飞弹的任务无法完成。
    　其中我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分派在艇上担任各种工作的人员是否都愿意准时登艇。我已经知道在航前的会议中，有关人员都表示愿意登艇，但大家 心里都有几分恐惧感乃是事实。因此，9月22日凌晨我提前到达试射艇停靠的码头，静静地等待登艇人员的来临；周围的气氛凉而低沉。
    　码头上的车辆和人员越来越多，但大家一言不发；有的人在做准备工作，有的人站在码头附近旁观，也有几位长官前来督导。而我仍然静静地等待着，直到看见总工程师蒋先生来到，并且带领大家走上海鸥快艇，我才确信这次飞弹试射一定会按照计画执行。我看着海鸥快艇离开码头，举手向艇上的人员打招呼，心里献上我由衷的祝福。我目送着海鸥快艇慢慢地出港，直到我看不见它了才离开码头；我希望它能安全地回来。
    　结果试射很顺利；先後发射了两枚雄一弹都打中靶舰。约一个月以後（1978.10.27），参谋总长宋长志上将亲临视导试射，又在PT- 1艇上发射了一枚雄一弹命中靶舰。於是在11月中旬的军事会议上，蒋经国总统裁定大量生产海鸥飞弹快艇。海鸥计画的命运从此走向高潮，直到现在 （2008.3.6）仍然在海军担任保卫台海的任务。这真正是「把宝刀（飞刀）放在小卒手里」，使小卒变成了飞刀大侠！
    　我在中科院主持海鸥计画最大和最多的心得，是在系统（system）方面。所谓「系统」，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按照计画结合在一起，去达成一 个共同的目的。雄风一型飞弹计画刚开始概念研讨时，我不担心我们会做不出来，其原因是我们想要做的飞弹是其他国家已经做成的。但是海鸥计画乃是在采用传统 型艇身的小艇上，加装飞弹射导系统，这是在全世界的科技先进国家中找不到先例的。当时苏联有装着冥河（styx）飞弹的两种飞弹快艇（Osa和Koma），中共海军也有，但是以海鸥飞弹快艇去对抗它们，乃是以小吃大（因为海鸥艇很小）。（待续）

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七）
    　海鸥计画使我开始学到，如何创造和完成一个新的武器系统；使一个充满着「未知」和「不可行」的系统，成为可行而且有用的系统。
    　海鸥计画发展的初期，有一天，我跟随中科院夏新副院长和其他七丶八位长官和同仁，去美国RCA公司参观访问。该公司出面接待的工程师中， 我认识了汤姆逊（Don Thomson）先生，他是一位在雷达方面最资深和高级（Fellow）的工程师。在接待的盛大晚宴中，我们两个人谈得很愉快，於是我向他提议我们提前离 开晚宴，到他家里去详谈。他同意了，我就约请了一位中科院微波组的同仁与我们同行。
    　介面整合费心费力
    　我们走进汤姆逊先生的家门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随身带的用一块细雕的台湾玉制成的项炼献给他太太。他太太非常高兴，立即拿冰淇淋请我 们吃。然後我把海鸥艇的艇身大小和形状向他说明，并问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快艇上装一套射控雷达可不可行？」他考虑了一下，回答说：「装射控雷达可行， 但是对操作的人而言不可行。」他解释说，快艇上的人员会因为风浪太大而晕吐得不能操控雷达。我自从听了他这个回答，就放心地推行海鸥计画了！其原因是：汤 姆逊先生所说的是美国人不可行，而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一定是可行的。
    　这是我推行海鸥计画最重要的一项心得。结果，我国海军挑选进入海鸥大队服役的每一位青年，都有能力执行任务。我每次见到他们都满心欢喜。我退休离开中科院不久以前，特别在外岛某基地到海鸥艇上，与海鸥大队大队长和几位艇员合影留念，并且永远保留相片。
    　我的另一项心得是要很注意处理「介面」问题。所谓「介面」问题，就是跨越两个制作单位的问题，或者单位与单位之间或硬体及软体之间的问 题。因为海鸥计画跨越很多个单位，所以射控系统很容易遭遇「介面」问题。例如：（1）射控雷达发射机做好了，却发现与雷达的天线不能配合；幸好周明学长愿 意重新研制雷达天线；（2）射控雷达在艇上装配完成，发现有天线控制系统抖动现象，但控制组（我的组）人员不得参加解除故障的工作，因为射控雷达是属於微 波组的；（3）电子战方面的一个机匣装在艇壁上，却发现挡住了射控系统的一个机匣，使之不能打开机匣做修护工作。这一类的问题不胜枚举；其主要原因就是负 责「系统」的人没有事先规画周详，也没有作好「工作追踪」，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想补救办法解决。回想起来，「介面」问题曾经使海鸥计画浪费了很多人力和物 力。我们大家都是受了很多折磨才得到这项心得。这使我在以後的任何计画中，都特别提醒自己和要求大家注意「介面」问题。
    　「系统」方面的其他心得，例如：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工作丶工作追踪丶艇上操作人员的安全和生活问题等，都使我得到一些知识和经验。这对我推 行以後的各种计画都很有帮助。总之，海鸥计画使我开始学到，如何创造和完成一个新的武器系统；使一个充满着「未知」和「不可行」的系统，成为可行而且有用 的系统。
    　武进一号新的尝试
    　武进一号射控系统研发经过也很精彩。武进一号计画是在驱逐舰和大型快艇上，安装指挥雄风一型飞弹和指挥炮火射击的新系统。对海军而言，这 是武器系统第一次的革新计画，因此取名为「武进一号」计画。这个计画是由海军总部兵器处人员与中科院第三研究所有关人员，共同商讨而拟定系统的初步构想。 然後由中科院成立任务编组，执行系统采购丶验收丶装舰测试，并进行有关研发工作，和协助海军执行保养维修工作。
    　武进一号系统的特点是，由海军和中科院人员合作来掌握系统的架构，由国外两家厂商来竞标，然後选择其中一家进行议约工作。这种作法，与海 军以往都用「统包」的方式购买外国武器系统是不同的。换言之，这是由国人自己掌握系统，和自己参加研发工作的海军武器革新系统。对海军而言，这是新的尝 试；对中科院而言，是为海军担负科技方面的成败责任，和多有机会获得技术知识。海军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是兵器处柴翔业处长；主要工作人员是该处的韩敏少校和 海军飞弹工厂的技术人员。中科院方面，副院长夏新中将是对国外厂商负责决定选厂和签约的长官；技术工作都在第三研究所的控制组和微波组进行。计画进行的时 间跨越1974年到1981年。这与海鸥飞弹快艇射控系统的研发时间是并行的，因此使控制组的人力非常吃紧。
    　参加竞标的两家厂商是荷兰的西格（Signaal）公司和美国的汉武（Honeywell）公司。先由两家公司的技术人员来海军和中科 院，与基层人员研讨系统架构丶重要装备之性能丶任务进行的方式，和系统交货的时程等。然後由海军与中科院共同组成选厂小组，由中科院夏新副院长领队，於 1975年初先去西格公司参观和研讨，随後去汉武公司参观和研讨。最後由夏副院长在汉武公司借用一间会议室召开选厂小组会议，决定选汉武公司为议约对象。 武进一号射控系统从此开始研发工作，其代号取名为H-930系统。
    　1975年7月海军总部核定H-930系统的总套数为×套，并预定於1979年6月全部完成。实际进行到1981年3月，才办理此计画的 结案工作。而後续的故障排除和保养维修工作等，中科院仍然继续担负支援的责任；直到1983年以後，才由海军的飞弹工厂人员逐渐负起责任。
    　因为H-930系统不是「统包」（Turn key）计画，而是由海军丶中科院丶RCA公司，和汉武公司都参加工作的新型射控系统研发计画，所以除了由汉武公司负责系统硬体及软体之研制外，其他工 作，例如系统之模拟器丶训练仪丶系统与雄风一型飞弹之结合丶系统装舰丶岸边测试和出海测试等，都由中科院和海军飞弹工厂，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参加工作。这与 「统包」计画只等着做验收工作是大不相同的。（待续）

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八)

    　武进一号计画的最大贡献，是使海军武器系统进入数位化第一步，中科院有机会建立起研制数位化舰用射控系统的能力，进而使海军把二代舰的射控系统，也交由中科院负责系统研发。
    　海军所使用的H-930系统是将美国RCA公司的新型射控雷达丶西屋公司的平面雷达，与汉武公司新发展的舰用武器数位化控制系统相结合，并结合由中科院负责研制的系统模拟器和雄风飞弹，而成为当时新一代的 舰用武器系统。此系统有很多很优越的功能，使中科院和海军飞弹工厂参加工作的伙伴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逐渐摸索清楚。系统安装在军舰上的初期，曾经有一段 时间故障多而且性能不稳，不少人对此提出批评。幸好汉武公司的人员很努力地改善；海军飞弹工厂和中科院人员也都很努力地配合工作。终於使系统稳定下来，而 且逐渐发挥其优点。
    　H-930系统是禁得起考验的系统，直到现在（2008.3.15）海军仍然在使用；回想起来令人安慰。
    　武进一号计画的最大贡献，是使我国海军进入武器系统数位化的第一步，使中科院有机会建立起研制数位化舰用射控系统的能力，进而使海军把新一代军舰（二代舰）的射控系统，也交由中科院负责系统研发。这就是後来的武进三号计画。
    　H-930系统遇到的困难
    　记忆深刻的几件事，其中最值得提一提签约前的辛苦讨论。副院长夏新中将选定汉武公司为议约对象之後，我们在汉武公司曾举行很多次广泛和深 入的讨论会，来讨论系统架构丶规格丶分工丶人员驻厂和交货日期等细节问题。换言之，在签约之後我方所得到的系统硬体和软体，以及有关的技术服务项目及内容等，都必须在会中决定清楚。因此双方人员都很努力地工作。有些事大家意见一致，很容易得到结论；有些事意见不同，很难沟通。但是，我们必须得到结果，因为双方的高级领导人就要在讨论会得到结果後进行议约和签约。
    　困难的问题之中，有四个是最困难的。第一个是对某一个装备的研制方法是用数位法或类比法，我（中科院技术讨论负责人）和韩敏少校（海军方 面技术讨论负责人）两人的意见不同（内容为何不在此详述）。本来我俩平日友谊良好，可以提前私下找个机会详谈，但是我们却必须在此会议中得到结论，而且是 在汉武公司人员的面前得到结论。因为这是我方获得系统技术知识的一项关键工作，所以在韩少校坚持己见决不让步的情况下，我只好拿出古时候长辈对小辈的态 度。结果，他虽然放弃了他的坚持意见，使我的意见成为结论，但是我为此事一辈子都感觉对不起他。记得那天在座的庄孝坚副武官，特别向汉武公司的人解释说， 我和韩敏是相当於家庭中的叔侄，使现场的气氛由紧张逐渐恢复正常。我非常感激他。
    　我虽然对韩敏少校曾经失礼，但事後我向他道歉，而且在以後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俩都知道，我们都是存心把事情做好的人，而不是对个人有偏见。我要在此特别再向他道歉。
    　第二个困难是我主张系统模拟器由中科院负责做，而汉武公司人员主张由他们做。他们认为这是系统的一部分，应该由他们做；我则坚持这一部分 由中科院驻厂人员负责做。最後，他们同意了我的说法，但仍然耿耿於怀。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来没遇到由顾客方面的人来负责做系统模拟器。我坚持这样做的原因 很简单，那就是希望藉此使中科院的驻厂人员学到系统的「心脏软体」。
    　第三个困难问题是我要求系统的软丶硬体都是美军的军用规格。这一点像是触到汉武公司人员的痛苦处，使他们都紧张起来。双方都各说各话，找 不到交集。但我们都知道必须得到结论，因为双方高级负责人已决定签约的日期。最後，他们同意有的软丶硬体是用军用规格（因为是原来有的军规软丶硬体），而 有些新的硬体，例如计算机，是把原来是商品的硬体拿来做环境加强测试，使之有军品硬体的耐力。另外在说明书方面，是以军用规格的说明书作范本来编印说明 书，而不是完全施行军规说明书的印制程序。这相当於结果与军规者相似，而程序上加以简化。因此我同意了，但要求他们把范本拿给我看过，并且把范本的名称写 在合约里面。
    　第四个问题是我要求多派人员驻厂。这个问题虽然不像前面三个那样困难，但是也经过了一番争论才得到结果。驻厂人员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多，但可以完成我预期他们要达成的任务。
    　签约时刻发现规格不符
    　很不幸的是，在预定签约的那天早上，我发现RCA公司所提供的射控雷达天线底座规格中，有一项机械规格不对，使雷达天线不适合在台湾海峡 大风浪的环境。因此在预定要签约的那个会议中，我提出我的发现而要求暂缓签约。我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显然引起在座的人都有很不满意的表情，但幸好负责签 约的夏副院长支持我的要求。最後他决定延迟我方人员回国日期一天，由双方有关人员立即设法解决。我没有在会後马上去找汉武公司人员设法解决；我知道他们与 RCA人员需要内部商讨的时间。
    　第二天是延迟後的签约日期。我很早就等在早餐厅里，一见到汉武公司的系统总负责人就告诉他说，我对他们在合约书中写的这项天线底座规格是 绝对不能同意的，但我不希望这一天签约不成。最後我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将在合约书後面加一份文件，以我提的规格作为设计的目标（design goal）。我同意了，并表示感谢。结果在那一天签约了。（可惜现在我忘了那一天的日期。）
    　写到这里，我现在（2008.3.16）想起一段往事。大约是在1987年，当时的代院长黄孝宗先生要我主持雄风计画的同时，也主持光华 计画（专为海军的新军舰安装射控系统的计画）。我推辞不掉，只得勉强主持。记得在海总的一次会议中，主席刘和谦总司令说了一些对汉武公司赛（Dick Seay）先生很赞赏的话。我随即把我在汉武公司签约会议时的这个痛苦经过向总司令报告，并提请大家在与汉武公司和RCA公司人员的工作过程中，要特别小 心他们（包括赛先生）的「失误」会造成我们很坏的结果。（待续）

两岸史话－学习的人生：韩光渭回忆录 雄风一型飞弹系统的研发经过（1968—1993）（之九）

    　购买天使飞弹的好处是，中科院的科技人员有很多机会去以色列参观研制飞弹有关单位，藉此增加自行研发飞弹的知识，也加速雄一飞弹的研发成功时间。
    　过了几天，黄代院长在台北市福华饭店有个聚会，指定要我参加。晚餐前的酒会中，几位汉武公司和RCA公司的高级负责人与我站在一起。黄代院长说：「听说你对某位先生有意见，现在让大家在一起好好聊聊，使误解全消。」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什麽目的。
    　我说：「与我一起工作，彼此都要诚信。哪一位是要真正领导实际工作的，就请他来谈合约内容，而且讲的话就是真正要做到的。」结果，第二天 我就被解除了主持光华计画的责任。奇怪的是，1993年中科院又要我督导光华计画，直到我1995年退休时才停止。这大概是因为光华计画的工作同仁都与雄 风计画的同仁有深厚的友谊；我们大家都是在舰用射控系统的工作磨练中学习的伙伴。我自中科院退休的前几天（1995.1.24），光华计画室的同仁特别用 成功舰第一次发射雄二飞弹的几张照片制作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送给我；我一直保存到现在（2008.3.16）。
    　系统规格绝不能出错
    　有关武进一号射控雷达的天线底座，直到1980年12月30日，当我知道装在龙江舰上用来指挥雄一飞弹的H-930系统已经完成了结合工 作，而且用来指挥炮火射击时，其精度也已接近理想，才对汉武公司提供的（新设计制造的）天线底座硬体和软体放下了一颗心。我对汉武公司的系统负责人赛先生 和RCA公司射控雷达系统的负责人克雷逊（C.Christianson）先生，基本上很敬佩和感激。他们的确实践了他们的承诺，把新设计制造丶合乎海军 规格的射控雷达天线底座交给了我们。但是，我後来一见到他们就会想到，他们想要用飞机上用的那种小的雷达天线底座来「充数」的行为；因此我对他们必须提高 警觉。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如果孔老夫子是当年在汉武公司负责H-930系统方面技术规格确认的人，我猜想他不可能用这种观念；这是因为有些事是没有机会改过的，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是在「系统」方面工作的人，尤其要避免「失足」。
    　雄风一型飞弹研发成功并於1978年参加国庆日之展示後，国内外报纸和有关刊物，多猜测认为是向以色列购得技术知识而生产制造的。这是因 为雄风一型飞弹的外型与以色列天使（Gabriel）飞弹的外型很相似。现在（2008.3.29）我特别把真正的事实写下来，以求存真。
    　雄风与天使飞弹关系
    　在雄风一型飞弹开始研发工作以前，我们曾经搜集世界各 国反舰飞弹的资料，仔细研读，详加比较，最後选择了天使飞弹作为我们的主要参考对象。这与当时（1968年）柏格曼教授的建议有直接关系。记得1969年 9月29日至10月11日，我跟随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阎振兴先生前往以色列参观其国防武器生产单位时，曾经先後两次遇到该国向我方推销天使飞弹的说明。一次 是在其国防部长的办公室，一次是在柏格曼教授的家中。但阎院长都没有作任何承诺。
    　我选定天使飞弹为主要参考对象之後，很积极地建议由我国海军购买天使飞弹。理由很简单，我们不可以「闭门造车」。当海军通过国防部申请准 予购买时，却遭到最高当局批示「缓办」！我得知这个消息後，立即求见唐君铂副院长，并向他报告我要求见蒋经国先生。唐副院长同意了，我就去台北市的行政院 大楼求见蒋副院长。见不到，我转去大直官邸求见。又见不到，我再去行政院大楼求见。後来见到锺湖滨学长，他是蒋副院长的随从参谋。他要我写一份报告，由他 转呈上去。我马上坐在一张办公桌边写了一份给他，并向他致谢。我报告中的主要内容是：购买天使飞弹是我国自行研制飞弹系统的最好办法。後来我知道，那个购 买的申请案最後是由老总统蒋公中正批示「为中科院作研究」而准予进行的。
    　我国海军购买的是天使二型飞弹，它比以色列已经有的天使一型飞弹距离远。因此，对该国的某公司而言，是要研制改良型天使飞弹，并不是很快 有成品可供我国参观。也因此中科院人员是在参观天使一型飞弹的同时，由自己研发与天使二型有同样性能的雄风一型飞弹。雄一飞弹的导引控制系统是1972年 2月在清华大学刘诒谨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的；飞弹推进系统是由第二研究所从头自行研制的。1974年4月下旬，我曾经去看以色列天使二型飞弹正在研发时期的 试射演习，从遥测资料中得知，有些数据尚待修正改进。而1975年7至9月，我国雄风一型飞弹就已经在南部举行了飞弹离架试射和飞弹滚动控制试射；那时并 没有天使飞弹被运到台湾。
    　记得1978年9月22日，我国海军用PT-1型飞弹快艇试射了两枚雄一飞弹，都命中靶舰。过不久，第二研究所刘元发所长就吩咐把一枚雄 风一型飞弹分解开来，摊在一张办公室的桌子上。特别邀请以色列驻台代表来参观，并向他说明都是由中科院自行研发而成的。那位代表看过之後表示钦佩，并说： 「让我们找新的研发计画来合作。」
    　雄风一型飞弹和天使二型飞弹，有一个地方是尺寸完全相同的，就是装在弹体下面的两个发射脚。这是因海军要求，此两种飞弹必须能使用同一种发射箱。
    　10几年以後，当海军有一批天使飞弹的前後电子总成要中科院修护时，中科院的有关同仁研究後，建议海军将天使弹报废，换用雄风一型弹。这 是因为如果由中科院的科技人员从头建立天使飞弹电子总成的修护能量，其成本超过直接用雄风一型飞弹取替天使飞弹。换言之，这两型飞弹的电子总成有很大的不 同。
    　购买天使飞弹的好处是，中科院的科技人员可以有很多机会去以色列参观与研制飞弹有关的单位，藉此增加自行研发飞弹的知识。有些人员还可以 长期驻厂做验收工作，藉以吸取科技新知，因此加速了雄一飞弹的研发成功时间。基本上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同仁，都很感谢以色列各公司对大家的协助。我自己最感 激的是西蒙（Simon）先生。他在天使飞弹研发方面，科技水准最高的工程师，而且待人非常诚恳；我跟他学了很多知识。在此特写下我的谢意。（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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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自8月7日起发表于《旺报》。从此文中可以部分了解到TW方面是如何开发一种新武器。几乎在雄风一型发展的同时，TG于1977年左右开始研发YJ-8.这两款导弹都有国外技术的支持，雄风一型是靠包皮国，而YJ-8身上则有香水国的影子在飘荡。可以想见：在当今，若无国际技术的交流，一国的科技水平想要获得巨大的进步是多么的艰难。可惜的是：由于西方或明或暗的技术封锁，TG已不比蜜月期时那么明目张胆地获得西方的帮助。而TW虽则有美帝的撑腰，可自家的武器研发比起以色列却愈加沦落。日后两岸的军事技术如何消长是个很有趣的课题。

[ 本帖最后由 lhy1982 于 2010-8-17 08:5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