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梁漱溟的几封书信，在建国前，那是一个怎样倔强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在1942年答国民政府召见书里，他丝毫不留情面地批评国民党，用词几近苛责：“其在大后方，则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则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于笔口。”梁漱溟敢在国民党政府准备“将渐进于宪政”改革时，与中央精神唱反调：“实施宪政，非所愿闻。”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中国还不适于实施宪政，他相信“民主精神才为眼前之所需”，而“宪政较为具体，往往落于形式，而今上眼急，在精神不在形式”。这种观点我不多做臧否，但时空流转，今日的中国又是举国上下齐喊“宪政”，但我却没有听到一个专家学者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见地，或者敢喊出这样的声音。中国对“宪政”大业跃跃欲试，而民主精神在十几亿国民中却几乎不存，我不知道这样的宪政形式是否真能带来光明的明天，但我觉得这样的宪政与套在奴隶制上的宪政毫无二致。

　　  因为政见不同，梁漱溟这个倔强的思想者坚决“不赴征”，而似乎也并没有因为不赴征而被国民党政府穿小鞋戴帽子。在1949年初，即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五日，梁漱溟在致当时民盟主席张澜的信中，仍然坚定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盖多年以来，漱自有思想、见解、主张，不能苟同于任何方面”，并立誓“今后更决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在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在次日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件中，把上述意思又表达了一遍，这封信写在共产党胜利已然在望时，但梁的起首称呼仍旧是“润之先生恩来先生同鉴”。梁漱溟1938年在延安同毛泽东彻夜辩论时，毛泽东的行为言辞十分粗俗，梁对毛自是没有多少好感。我猜想当时的窑洞里，两人的关系已经颇尴尬，因为1918年梁漱溟与杨怀中一起在北大哲学系教书时，初次来京的毛泽东就住在杨怀中家里。毛与梁虽是同年出生，但当时两人的地位相差甚远。正应了那句老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两人二十年后再相聚在延安的时候，毛已经是权倾一方，此时的毛泽东可谓志得意满，自是再不把这个干瘪的中年人放在眼里。在夜谈时，时而抠鼻屎时而抓脚趾，让梁看不惯却也只得忍下。而又十年过去后，梁在“时局发展至此”的情形下，不得不写信给毛泽东，但在信里仍然是表面立场：“漱今写信，一则陈明今日公等在政治上所为号召（如新政协等），漱不来参加，乞望原谅。再则陈明今后数年内漱对国是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乞望鉴查赐教。”

　　  可以想象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时的恼怒，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粱漱溟在毛泽东有生之年里受尽了欺侮，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会几近不正常地厌恶“臭老九”，要将知识分子置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了，因为知识分子的清高一直在刺伤毛的自尊心。建国前，梁漱溟和那个时代所有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迨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就是他们这样一群人，以为新中国建国后会是另一番思想争鸣百花齐放，会有自己施展抱负之地。他们本可以成为奠基中国几百年民主事业的灵魂，他们的精神本可以使新中国清新健康，但不幸的是，不到五年，他们的思想就悉数被阉割。

　　  在1953年梁漱溟致林伯渠的信中，他就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坚持了几十年的信仰，“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我不知道梁在写这封信时心中会做何感想。而发生如此巨大转变，让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不得不转移道信任中共”的原因居然会是“在两年来的体验中，使一个自信很强的我减少了自信”。我一直疑惑：是怎样的“体验”会让倔强了半辈子的梁“减少了自信”？在梁漱溟1958年致政协整风办的信中，我初见端倪。

　　  在信中，他说“我不断思索我的思想总结应如何写才对”，“检查我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我请求领导上把我作为一个别情况，容许我在本月中旬思想总结的几天会上请假不参加，与此同时如有其他学习会，以及以后的学习会，我仍愿参加不误”。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倔强而独立的梁漱溟的话，一个大思想家反倒为自己不过思想总结关而受折磨，且言辞可怜至极，对“领导”几乎用哀求的语气，并小心翼翼地表明自己的“积极”，对学习会“仍愿参加不误”。

　　  你能够体会到一个自视甚高了半辈子的人遭受的那种委屈吗？和他一样的一代旷世国学大师，即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依然能够保持精神独立，独守一片学术天空，维护知识分子的尊严，做人人尊敬的教授学者。可只短短十几年工夫，他们就不得不可怜地活在各级“领导”之下，一遍又一遍地写思想总结，做自我批评，可能那些东西是他们反对了几十年的，现在却不得不屈服，不得不跪倒在地。这种比整死人还痛苦的经历，我真期望所有侥幸活下来的人都能够永远地保留下来，流传下去，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体味曾经有过的那种委屈和绝望。

　　  他们原本可以选择出国，可以选择去香港，可以选择去台湾，但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新中国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度他们愿意做基石。而在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会不会在深夜里望着星空流泪，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我觉得只要诚实，他们每个人不敢说自己在某次绝望后没有撕心裂肺地后悔过。但我不敢从那些受了苦难的老人那里去求证，因为即便是现在，也还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委屈只有带进棺材。他们的一生都被毁了，但他们却无处诉说。如果是祖国让你流泪，你还能向谁哭诉？一个女记者在采访沈从文时，他自始至终几乎不多说话，我能理解他无人诉说的巨大委屈，一个那么优秀的天才，能写出那样灵性的文字，却在后半生里只能研究中国的服饰。他真的愿意吗？真的没有怨言吗？真的已经看开了吗？那为什么当那名女记者或许只是安慰地抱一下沈从文，说“你受委屈了”的时候，沈从文竟一下子抱住女记者，像个孩子一样长久地嚎啕大哭起来？我们还能理解那颗纯洁敏感的心里有压抑了多少年的委屈吗？但那种委屈却让你一生无人倾诉无处可说，你只能在无人处自己心痛，只能把委屈带进坟墓。

　　  让那样一批洁身自好自视甚高的大知识分子去扫厕所，去蹲牛棚，去戴高帽子游街，去向红卫兵低头“认罪”......已经失去同情心的我们感受到的也许只是好奇。没看见有许多大学生又渴望再来一次文革了么，又有许多年轻人开始崇拜伟人了么？每每看到一个那样残暴的人，却又被树为偶像，我就为这个健忘的民族感到悲哀。我读遍古今中外的暴君暴行，却没有见到一个比这更为可耻的行径。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说他残暴，可那也就只是把人杀了而已；对待知识分子，谁都知道什么是最阴险毒辣的，那就是“辱”。耻辱感也是人身上为数不多最最基本的本性之一，韩信只是受“胯下之辱”，我们就已经视作了得。而善于利用农民心理的伟人对知识分子的痛处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往伤口处撒盐是最疼的，他知道怎么整知识分子才最过瘾，所以他把人列贵贱分九等，知识分子被列入第九等，我不知道这和对待奴隶有何区别，我不知道奴隶是不是也要每日劳教后还要戴上高帽子去游街，我不知道奴隶是不是也被整得妻离子散父子反目成仇。我对历史常常怀疑，竟至于怀疑奴隶时代的奴隶也要比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待遇好得多。我常常想，一个人怎么就会变态凶残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阴暗心理难道就没有人去研究，就不值得研究，或者竟是不敢研究？

　　  在1966年致中央文革并转毛主席的信中，梁再也没有答国民政府召见书里的傲气与独立，起篇就和全国的奴才们一样，先歌功颂德一番，因为此时的伟人已经做惯了皇帝。“主席此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谁能告诉我，这信和历代的对昏君的阿谀奉承有何不同，稍有作为的君主会不会坦然享受这些歌功颂德之词？而此番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居然是“我以七八十岁之衰年，而不得眠不得食”，居然是“红卫兵来我家造反抄家”，居然是“秋季已到，天气渐冷，而夫妇二人犹是当日单衣单裤，既无可换洗，更不足御寒”。我不知道哪个朝代的皇帝会如此对子民无动于衷，会以子民的挨饿受冻为乐事，会觉得这样整人还不够爽，还要活活逼死他们。我也体会不到梁漱溟在写这封信时的感受，会不会感叹世事变迁，会不会怀念自己往日的峥嵘岁月，会不会看透了一切世态炎凉。曾经那样地桀骜自由，受人景仰，而如今却因为“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而“告慰于”这个自己以前甚至看不起的“土匪头子”，并向他表忠心，求裁决，“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胆，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并在信末大喊“主席万岁！”这是怎样的无奈，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被人家践踏着，还要抱着他的鞋子歌颂他。

　    我能想象到毛泽东在看到这封孩子向家长求情一样可怜的信后的得意和不屑模样，他会不会想到50年前自己在梁面前的毕恭毕敬，会不会想到30年前窑洞里的辩论，会不会想到20年前梁在信中劝自己“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而如今，那些知识分子只是自己面前的一群狗而已，甚至连狗都不如。那些因受不了这比狗不如的侮辱，选择自杀来维护尊严的老舍傅雷们，他们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自己的前半生是怎样的潇洒风流受人尊敬，而如今他们却连“叛逃”国外的机会都没有。我一直疑心闭关锁国是为了关起门来好好收拾这群“狗”的。他们高傲了半辈子的头颅学不会奴颜婢膝的贴着地叫“万岁”，他们受过的教育里没有这些，他们的骨子里没有这些肮脏的东西，他们不愿意做狗都不如的奴才，他们宁愿体面地死。

　    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发动整风反右文革都是为了“改造思想”，我对这个弥天大谎从不相信。梁漱溟建国后在接受“思想教育”时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怀疑，他请求毛泽东放他去苏联，看一下共产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愿意重新学一下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对他这个提了近十年的要求却一直不屑一顾，因为他的本意就不在让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铲除异己独揽大权。

　　  从梁漱溟的几封信里，我看到了一个思想者的头颅是怎样被一点点阉割掉的。另外看到的一点就是，对付知识分子必定要用的一招，就是让他们物质上穷到“不得眠不得食”，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拙于谋生”的弊病。还有一点就是，在那样人狗倒置的社会，居然会有一些人平步青云，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的鬼蜮伎俩，如果他们依然没有丝毫悔过之意，那么对于他们在穷追猛打下的窘相，就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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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点评：
       为什么中国历来没有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可以找个理由说是西方和我们意识形态不同，自然科学奖呢？为什么会没有？
       是中国大陆没有出现过有能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吗？不是的。牛胰岛素那次，本来有机会得的，结果委员会只为“做出卓越贡献”的两到三个人授奖。而我们中国历来倡导的是集体利益。两边谈不拢，拉倒。
       我想重点强调的人是束星北。也许这个名字会很陌生。的确，总体来说在物理上他的成就相比于我们耳熟能详的杨振宁李政道而言，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束星北学术上“应该达到的程度”比不上他这两个到美国的学生。
       束星北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吧，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国家拨款一百万给束星北把这个算出来。他一分没要，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时年73岁，一时轰动航天学界。
       然而，这个当年普遍被看好有可能带领中国理论物理学界冲击诺贝尔奖的人，最终的归宿也只能是草草地让两个学生掩埋在青岛医学院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在新中国的人生履历：1955年，被指定为反革命份子，同年，抄家；1957年，被打为右派；1958年，再次定性为反革命份子，不再参加物理研究，被组织分配去打扫厕所，清洁实验室；1972年，李政道对周恩来说，何必要找海外的人才。中国就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1983年，病逝。生前遗愿是把遗体拿去解剖，结果半年没有人管，腐烂生蛆。
       在一篇讲束星北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实行民主法治、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点的社会，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才能成就社会的发展。而从上文的梁漱溟的遭遇，也可以窥见当时对知识分子（也就是俗称的臭老九）的不公平待遇。
       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总体上会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根本上的原因在于把人当人还是把人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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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郎 金币 +20 2009-9-9 17:53

我早就为祖国流泪了，现在泪流干了咋办？只有流血了。

孔庆东：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作者介绍：

孔庆东，北大教授。祖籍山东，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语言驾驭出色，文章不仅生动有趣且愤世嫉俗。出版：《北大往事》《青楼文化》、《井底飞天》、《金庸侠语》、《空山疯语》等。他那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幽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来源：孔庆东博客

今天上午秋高气爽，令人食欲大振，于是中午吃了6个包子两根黄瓜。饭后天色忽转阴沉，有点闹肚子，遂以孔门秘诀“四面出击法”治之。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棋谱，一边逗小猫，一边读点旧书。先读了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重点阅读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浏览一遍。不知不觉陷入对梁漱溟问题的思考，遂又读了一本《梁漱溟问答录》，15万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同年6月，梁漱溟老人就以95岁高龄仙逝了。这本问答录，是汪东林陆续整理的，86年就在《人物》杂志上连载过，我曾看过一部分。这次完整地读一遍，勾勾画画，写点心得。抬眼一看，已经是明月在窗，晴光满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点火。其实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师一样，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见过其人，也未曾读过其文。只不过听说梁漱溟曾经跟毛泽东当面叫板过，于是就推崇为“反共大师”。当今的汉奸阵营也真是可怜，既无学问，也无德操，只要听说谁跟共产党红过脸，马上就认作亲爹。怪不得汪精卫先生一气之下，愤然填了海呢。梁漱溟祖上并非汉人，所以请汉奸弟兄们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来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为“梁王”，住在河南汝阳一带。元朝灭亡后，就改姓梁了，说是取自“孟子见梁惠王”。其实他们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着，这么说大约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不过孔老师觉得，孟子见梁惠王那一篇，讲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设理想国，什么“仁者无敌”啊，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啊，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吧，这些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惊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这个也先家族，跟汉族通婚了几百年，从河南跑到广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时候就给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时候就给爱新觉罗家做官，早已忘却自己是蒙古人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融合性，家谱里写着祖先，但不搞种族优越论，自然融合，平等竞争。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当个四品官的内阁侍读，“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这样的人在时代转折处，有时候会想不开。当张勋复辟失败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无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寿的前夕，一头扎进积水潭，以身殉清，顿时轰动了京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一代文豪都写了文章，对这种封建余孽进行批判。但孔老师认为，凡是对自己的思想立场忠心耿耿，并不惜以身相殉者，不论那思想“对错”，这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亲历过八国联军闯进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坏了。那些污蔑义和团是“暴徒”的汉奸们口口声声说八国联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则一定会让他们失望的。
梁漱溟七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后来多次转学。他学习比较差，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却年纪轻轻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资聪颖，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从小就体弱多病，脑子愚笨。他6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一天早上，母亲隔屋喊他，责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呀！”招得全家大笑。进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学的智力才开始发达。所以大家明白孔老师为何推荐梁漱溟为学习对象了吧？像鲁迅胡适钱钟书张爱玲那类人尖子，平常人是学不来的。而梁漱溟这种资质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后来居然成为一代大师，这足以激励千万个在班里排名到三十以后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在《民国报》当记者时笔名寿民或瘦民。总编辑孙炳文（参见孔庆东《十大元帅情缘》系列文章）曾给他题了一个扇面曰“漱溟”，从此就用这个名了。按东博释名法，此名的三个字中都含水，所以后来才能跟毛泽东叫板，“毛泽东”加上“毛润之”才两个水，只好让他一筹，必须的。而毛泽东当时虽然生气，过后并不计较也。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孔老师认为，作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谁要是不关心国家问题，或者号称只关心“普世价值”，而放弃中国的具体问题，那他就连一个“普世的人”也不配。我们把梁漱溟当作佛学大师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不该忘记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思想实践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国民党，都是为了救中国。后来退出国民党，组建民盟，也是为了救中国。梁漱溟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闲居了两年，大量研读佛经和佛学著作（跟鲁迅相似），19岁开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来进一步看破，29岁那年结了婚。正像孔老师认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别是现代商业社会，庙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僧，世上也没有一座真庙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带口战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屁票。层层负责，每个人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自己的工作业绩。今天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办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学校长，连个门卫也指挥不了，想开除一个后勤的科长，都要先打听打听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烧锅炉的。从评职称到卖馒头，万事无人负责，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实就是一堆烂柿子淹死傲霜花，80个庸才（包括5个汉奸5个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挤陷害20个英才。蔡元培不问学历，不看出身，凭着自己的学术眼光，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自己一没上过大学，二没留过洋，对印度的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怕不能胜任”。蔡元培便说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于是，梁漱溟就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诱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党。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满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毛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挑毛病，而毛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毛称赞邓小平的才干，毛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毛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毛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毛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欲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没有“雅量”，要由梁老师来判定，要由是否给他一次长时间发言的特权来判定，倘若答应了这个特殊要求，共产党的“骨气”何在？共产党的“人格”何在？梁漱溟当时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对毛泽东进行“话语要挟”，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反共妙计”。假如对蒋介石，梁漱溟敢这样说么？用老百姓的话讲，都是共产党给“惯的”。
而毛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党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毛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毛泽东也是性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性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毛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乱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毛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其实梁漱溟这次与毛泽东的冲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内容并不严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对总路线，他就是喜欢标新立异，仗着自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越是以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觉得自己英雄。好比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越是以为对方误解了自己，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爱情坚贞无比，感天动地。
不过，梁漱溟毕竟是修养高深的大学者，事后别人的攻击批评他不为所动，但儿子和学生、好友的劝告却使他省悟，他归结为“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孔老师觉得这句总结非常精彩，说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很出风头的一件事，能够博得社会赞赏甚至国际声誉。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和领袖也需要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但是有些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不顾自己的言论是否对民众有利，是否对国家有利，其实是有胆量而没心肝的。而梁漱溟却能够从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问题，他说看到中国共产党一举扭转了中国百年沉沦的恶运，让他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可嘴上就是喊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把狂妄当作“骨气”，把虚荣当作倔强。孔老师看到这里，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虽然在文革中长大，但从未自己主动喊过“毛主席万岁”，反而有几次跟同学打赌，喊过“打倒毛主席”。这并非是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先知先觉，而是多读了几本书后，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肯面对另一个生命弯腰，隐隐觉得这是一种高贵的证明。有时候，我们明明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异性，折磨得自己寝食不安，却不好意思表露出来，装得镇定自若，甚至还要贬低挖苦对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没戏了，或者把对方气跑了，才开始反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大闹会场”了，但遇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坚持“不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论他说得对错，这种立场真不愧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比如60年代两会上，大家都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而梁漱溟却说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尊重科学依靠群众的结果。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说点跟别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运动中，梁漱溟主张逐步用教育代替处罚，他认为让犯错误的人去打扫厕所是不对的，因为扫厕所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光荣的事，干部学生去淘粪是正常的劳动，不应当作为处罚。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比共产党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1966年，一群红卫兵来抄家后，他却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他不反对林彪，但反对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动主张”，都会引来批判。但是上级却指示说：“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看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心底无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说林彪跟孔子关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这也是孔老师的主要观点；二说毛主席虽然有反孔的一面，但还有赞扬孔的一面，不能偏废——这也会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说林彪根本没有路线，因为路线不管对错，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并没有公开的系统的治国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动路线”也。这可是等于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是遭到围攻。没想到批了他一阵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来，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哼，你们不给俺面子，那俺也不给你们面子，这脾气跟孔老师何其相似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更来神了，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鹦鹉学舌者千万次地复制着。梁漱溟总结国家发展的三要素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异同论”吧。
梁漱溟作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学，更非得益于跟随名师名校或者留学东洋西洋。他的经验，孔老师总结为内外各四点，内四点：一是认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欲，四是自省。外四点：一是儒家的进取，二是佛家的悲悯，三是热爱祖国，四是社会实践。这八点，我们普通人能学习其中的四点，就足够“漱杯水于沧溟”了。

[ 本帖最后由 MrYing 于 2009-9-7 19:15 编辑 ]

呵呵，有人“流泪”，有人笑倒！！！
梁漱溟对1953年与毛泽东顶撞事件的反省

作者：马勇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09年第2期

内容提要：在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津津乐道梁漱溟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争论，以为这个争论不论内容如何，都足以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屈的骨气与正义。其实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当事人梁漱溟事后并不认同这种判断，发自内心不断反省自己的问题，承认还是自己错了。本文根据可信史料梳理梁漱溟在事件发生后的心路，以此探究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

学术界至今依然津津乐道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的争论，以为梁漱溟敢于触犯“龙颜”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值得继承与光大。其实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梁漱溟虽然在当时敢于与最高领袖顶撞，出了一阵风头，但事后他就格外后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反省，接近于彻底放弃先前的思想主张。
由于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发生语言冲突的时候，由周恩来提及梁漱溟的历史问题，所以毛泽东当时就提议将梁漱溟的这个问题移交给“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并警告政协诸位不要对解决问题抱有多大希望，因为他了解的梁漱溟决不会轻易服输。[1]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显然错了，梁漱溟在后来的变化远远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梁漱溟没有因为冒犯“龙颜”而受到处分，但作为当事人，梁漱溟在事情发生之初还是相当紧张。最初几天，许多朋友、门生纷纷到梁家为之劝解，梁漱溟的心情稍有好转，“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又有倦乏感觉，亦是精神与身体较合拍之故。”[2]

对已发生的事情，梁漱溟反复思考，虽然部分承认自己或许在方法上有不妥之处，然而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倾心拥护中共领导，只不过提了那么一点善意的建议，即使说是批评，但从自己内心也并不是恶意，何以招致中共负责人的如此恼怒，以致联系历史对自己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羞辱?自己究竟有什么错?错在哪里?梁漱溟觉得，中共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对待他，完全是一种“误会”，而自己的不足，不过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侧隐之心。自己虽然知道必须是侧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总之，你毛泽东有理，我梁漱溟也不是无理。

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冲突时曾表示，尽管与梁漱溟有这么大的分歧，但依然建议不要开除梁漱溟的政协委员。梁漱溟意气用事表示当不当政协委员无所谓。所以当此事告一段落，梁漱溟即致信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及秘书长李维汉，请假在家敬候处理，对于各种集会均不去出席，并请政协安排机会由他当面检讨。

李维汉稍后有回信，表示某些通知和请帖，全国政协照送不误，至于出席或否，随梁漱溟自己决定。至于梁漱溟自请当众检讨一层，李维汉则嘱民盟中央辛志超口头答复暂缓。如是延至当年底，经朋友指教，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销假。转过年（1954年1月）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梁漱溟也被邀请参加，所有要给梁漱溟处分的话，始终不见再提起。梁漱溟除发言少了，各项活动如常，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3]不过，这都是后话，而在当时梁漱溟还是相当紧张和想不开的。

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培宽、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将前几天所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并反复强调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误会。梁漱溟说完后，大儿子培宽即向梁漱溟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负责人只是对你梁漱溟个人过不去。偶然因素与个人因素在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宽为乃父分析道：

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你还记得l950年你刚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吗?早在那次你就向领导党毫无顾忌地提出种种意见和建议了。我还听说你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过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话。除此之外，你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一些发言，或与毛泽东谈话，或给毛泽东写信，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一种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种偏差发展而来。你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行须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上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恐怕也有问题。几年来，你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你应该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泽东认为你有恶意，便不足怪。毛泽东不能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这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显然，梁培宽不是就事论事评价乃父与毛泽东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帮助梁漱溟认清问题的根本所在，而不必计较意见正确与否以及中共负责人的态度如何。这些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梁漱溟并不一定能接受，但出自亲骨肉之口，使梁漱溟不能不引起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番话使他在“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4]他在当天日记中情不自禁夸奖两个儿子：“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另记。恕儿亦有所说。” [5]

在儿子及各方友人劝说疏导下，梁漱溟的心情渐渐好转，两天后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过了大约十天，梁漱溟完成第一份书面检讨，两个儿子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认为这份文字太偏于检讨个人修养而未更多从政治上考虑。

根据两个儿子及一些门生如黄艮庸、李渊庭和友人张申府等人的意见，梁漱溟对这份文字进行修改，至10月3日请门生李渊庭抄清后作为书信送全国政协转毛泽东。[6]此事至此应该说基本结束，梁漱溟的思想尤其是其神情于是发生极大转变。

梁漱溟的这次转变，在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味，它既意味着新的梁漱溟和旧的梁漱溟彻底决裂，又意味着梁漱溟不仅在思想上认可中共理论，从此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以此为参照检讨自己的言行，而且再也不见往昔“骨气”，至少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凡是谈到毛泽东时，无不是一副恭谦的小学生神态。[7]

在往昔几乎所有讨论梁漱溟的文章中，无一例外张扬他敢于与毛泽东翻脸的所谓“骨气”，所谓“正气”。其实，就历史真相而言，毛泽东的一番怒斥，周恩来的一番揭露，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梁漱溟的所谓“骨气”与“正义”。因为仅仅经过几天时间，梁漱溟在其儿子、友人的劝说下，破天荒地检讨自己的不足乃至问题，沉痛反省自己的错误之所由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番反省，梁漱溟发自内心承认自己错了。他自己再也不愿意坚持什么“骨气”与“正义”，从此之后他走上了与中共，特别是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心同德的心路历程，所以他虽然在此后的岁月中被“冷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张扬自己而已。

在反省与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的争论时，梁漱溟的前提是自己错了。那么错在何处呢?梁漱溟写道：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不对。自己在1949年前不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由来已久，当中共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打败国民党，重建全国统一政权后，自己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

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铰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我之倔强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梁漱溟还认识到，他长期以来对中共只是同情其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但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中共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加以反驳，而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着行动。因此每当有左倾朋友批评时，自己总不服气。梁漱溟承认，这就是他1953年9月18日与毛泽东顶撞的思想根源。

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梁漱溟当时还自认为和毛相交已久，要是从五四时代在毛泽东岳父杨怀中家见面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难同当，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梁漱溟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泽东是缔造中国共产党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梁漱溟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泽东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公愤的。因此过去从来不愿认错的梁漱溟这次彻底被制服了，心甘情愿地表示，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从道理讲，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8]

梁漱溟的这些检讨是真诚的，甚至在三十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也去世十多年后，当他向一些年轻后辈谈起这件不愉快的往事时，梁漱溟仍然坚持说：

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沉沉的寂寞。[9]

平静中略有几分不满，甚或有点“翻案”的企图。[10]

梁漱溟的深刻检讨，加上一些人从中游说，使毛泽东暂时放弃对梁漱溟的迫究，梁漱溟虽心情沉重，但生活条件和待遇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

在为梁漱溟说情的人中，最主要的有李济深和张澜。李、张二人都是梁漱溟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深知梁漱溟的为人，在内心深处觉得毛泽东对梁漱溟了解不深，之所以说出那些过火的话完全是出于误会。当时，李济深和张澜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兼任民革中央主席，张兼任民盟中央主席，他们不仅出席了那些天批判梁漱溟的会议，而且在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面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李济深在9月l1日梁漱溟发言后，曾简单表示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但在毛泽东严厉批评梁漱溟时，二人虽都在主席台落坐，然都未再说一句话。他们深知，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时候，批评谁都不好。

不过事情过后，李济深、张澜都没有忘记老朋友，深为梁漱溟的困境和前途担优。因而二人商定联名致信毛泽东，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继则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与为人，希望毛泽东能看到梁漱溟独特的坦率、耿直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肯定看过此信，但一直没有正面答复李、张二人，但在实际行动上明显答应李、张的请求，宽容了梁漱溟的过错[11]，使梁漱溟暂时免受指责和批判。

在向毛泽东求情的同时，李济深、张澜等老朋友也通过不同方式向梁漱溟施压，劝说梁漱溟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使领袖面子太难堪，要适度检讨自己的问题。于是在各方面劝说压力下，梁漱溟终于放弃自己先前几十年特立独行的所谓骨气，所谓浩然正气，发自内心认定自己不应该与最高领袖当面顶撞，此后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示好。然而遗憾的是，据可信史料，他在此后数十年间再也无缘像先前那样与毛泽东当面侃侃而谈，献计献策。他的政治地位虽然没有太大变动，但基本上已经边缘化，成为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尽管他此后非常刻苦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向毛泽东思想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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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5），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2]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附记，《梁漱溟全集》（7），13页。

[4]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2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3页。

[6] 梁漱溟日记，《梁漱溟全集》（8），505页。

[7] 梁漱溟对中共领袖特别是毛泽东的认同还表现在一些细节上，1957年，他的长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元”，寓意长孙；1960年，次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东”，寓意崇敬毛泽东；1963年，他的孙女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奇”，寓意崇敬刘少奇主席。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梁钦奇也就不再崇敬刘少奇了，更名为“梁彤”；1964年，第三个孙子出生，梁漱溟为之命名为“钦宁”，寓意为崇敬列宁。这些细节大致可以反映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思想进程和圣人也不免有媚俗的一面。

[8] 《梁漱溟与毛泽东》，29页。

[9] 任华、驰方：《梁漱溟先生访问记》，《良友》画报（香港）1986年8月号；《我的努力与反省》，442-443页。

[10] 参见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第1期。

[11]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历史公案补遗》，《梁漱溟与毛泽东》，34页。

评论主题：梁漱溟对1953年与毛泽东顶撞事件的反省（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

  评论人：【yjplrnr】  评论时间：2009-8-19 9:20:04  打分：3分
  一万年之后（人类如果还存在的话），梁因毛而继续“出名”。
呵呵   

  评论人：【19510415】  评论时间：2009-8-19 7:25:14  打分：3分
  不赞成本文作者的基本判断，不是个人修养问题，是中国如何发展的大问题，梁所反映问题当然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按当时的一股风向:朝鲜抗美是多余的，要照顾农民，不能搞工业化。若如此，今天的中国真不知是什么样子。梁的行为不仅代表他个人，这股风会影响高层决策。对这种:对人民无寸功之劳，与党离心离德而哗众取宠的人，毛主席是十分恼怒的。   

  评论人：【flemington】  评论时间：2009-8-18 20:35:19  打分：3分
  在我眼里，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人称得上伟大，那就是斯大林同志，毛主席和金正日委员长   

  评论人：【岩冈上的山鹰】  评论时间：2009-8-18 19:53:14  打分：3分
  这条老学究，不足为训。在该次政协会上，他转移论题，要大会给他足够的发言时间，不然的话，就是毛主席共产党“没有”气量。这不仅仅是无理取闹，简直就是霸道：自己定比赛项目，自己定比赛规则，并且自己裁判。他这样公开的霸道，给了那些躲在阴暗角落煽阴风、点鬼火但又擅长明哲保身的人，注了强心针。所以就拼命吹捧他“有骨气”。他们号称中国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连最起码的礼仪都不顾，他们的良心何在？不顾大会议程，不顾国家大计，不顾与会几千人员的感受，不顾众多开国元勋的强国愿望，执意发泄个人私愤，他们才是最没有良心的一群。毛主席是看在他(们)是文化人，是中国革命团结争取的对象，对他们都是视为贵宾，但他们却不自量力，常以“大知识分子”的心态对待中国革命。他的这次表现，就是这种心态的总暴露。依他的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但是，已经建立新中国了，他仍然坚持他的反动观点，可见他的顽固。这种人，其实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丝毫用处。   

  评论人：【柳鲲鹏】  评论时间：2009-8-18 18:16:25  打分：3分
  不错，能明白自己的阶级立场不对，非常难得。   

  评论人：【jia3820898】  评论时间：2009-8-18 18:00:15  打分：3分
  新中国以后的所谓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确实不怎么样。只会挑剔，不会献策。秦代的李斯有“谏逐客书”，而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好象没有一个是为国为民出良谋划良策的，   

  评论人：【齐婕】  评论时间：2009-8-18 18:00:11  打分：3分
毛泽东批梁漱溟，批得好
梁一开头就犯了逻辑和立场上的错误：“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
显然，梁的立场错误是：他支持蒋介石脉系的政权和理论，不愿接受毛共脉系的政权和理论。
然后梁大谈希望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实际就是旧民主主义理想，口气上也完全把自己看得比毛共高一等，你毛共只是靠农民起家而已！
以当时1953刚打完朝鲜战争、清理国民党反革命的大气候中，梁能活下来实在是奇迹。书呆子们就以为革命是在那讲几句话。须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逻辑错误是：既然梁称自己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从后面的讲话看也确实不晓得），就应当去读一读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再发言。特别是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中国解放后应当工业化优先，对农村以扶持为主，这和梁说毛共靠农民起家然后又抛弃农民是两回事。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毛时代没有抛弃农民，比如农村医疗合作社、城市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当然自认为天生就应当是城市人的是猛烈抨击上山下乡的，因为山乡是乡巴佬的地方，怎么能轮到我城市人去呢？）
梁漱溟由于一开口就表白旧民主主义好，所以下面的所有内容无论怎样好听，都是在围绕一个中心：你们忘恩负义的农民毛共还不如知识分子的旧民主主主义时代呢！比如，梁说毛时代的农会没有作用了。这样，梁就把农会与党政干部巧妙地分成两个部分，然后梁把“农会”等价成“农民”，这种偷梁换柱的讲法，能忽悠毛吗？能忽悠周恩来吗？
梁的讲话很有欺骗性，又做了好人，但太小看毛泽东了。梁漱溟想靠后面很多冠冕堂皇的讲话做好人，是掩盖不了真正的拥护蒋介石的立场倾向的。这是毛为何向与会者反复提梁漱溟在国共两次谈判的时候都站在蒋那一方的原因。毛还特别强调，梁在蒋介石的地盘从来不说蒋的坏话。由于梁的讲话方式和内容很有欺骗性，又做了好人，所以毛泽东必须花时间把内涵点破：梁骨子里在说毛共不如老蒋。
　　
现在批毛的特别能支持先富们的“效率优先”，实际上效率优先比毛的“工业化优先”坏十倍，“效率优先”抛弃的不仅是农民，还包括更多的工人，这是梁漱溟的见识根本达不到的。毛的“工业化优先”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所以，当先富得志后请梁漱溟出山批毛时，梁拒绝，理由是：“毛死了以后我很寂寞”。

  评论人：【dadaolaoban】  评论时间：2009-8-18 16:31:18  打分：3分
  梁对毛的政策批评，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些关于农民政策的批评，他没有注意到场合和效果。毛对梁的揭露，显然也是一针见血的。梁后来的检讨，后来很多也是对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才屈服的检讨。所以毛虽然没有怎么深究他，却从此在也不理睬他，这才是他最受不了的。毛是很宽容的人，很有涵养的人，至少在这种场合发生这种冲突，反映了，这不是个人修养问题，确实是阶级本质的问题。梁不仅幼稚，而且还有点旧儒的虚伪。

[ 本帖最后由 MrYing 于 2009-9-7 19:42 编辑 ]

说句难听的话，成王败寇而已，毛主席死了，而这件事没做完，所以今天也就有人拿这事说事了，中国历代文人无耻的很多很多很多，并不是一个两个，而且在那个文盲几乎占总人口八成以上的年代，农民对文人可以说很惧怕，看上下5000年历史，文人贡献是大，但是文人伤害力也是最高，农民逼急了杀人只能用刀，文人用笔不但可以杀人，而且可以叫人遗臭万年，当年反右的最开始的目标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共产党提出建议，弥补不足执政的不足之处，但是也有人把GCD执政不足之处无限放大，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疯狂攻击，企图误导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敌视，妄图取代GCD取得统治地位，为此毛主席才发展群众性反右运动，可惜的是，在执行过程中很多为了政绩的干部，无限放大领袖思想，严重错误执行政策，导致大批人被错划，这明明是执行者的问题，凭什么要让毛主席承担责任呢？中国历来不缺少英明的领导者，但是中国从不缺少为政绩或其他某种私利逢迎上官的人，仔细看毛主席所有的文献，一直强调的是人民当家做主，按毛主席著作思想来看，毛主席最终想把国家建设成一个GCD执政，人民进行监督并有权力矫正执政党不足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有什么不对的？现在好了，都说毛主席错了，毛主席有罪，毛主席独裁，结果现在的人民监督执政党的时候被跨省追捕了！有人说，现在解密了所以毛主席的事也不神秘了，其实错了，说句难听的毛主席错就错在一句话上，就错在他说了句最有煽动性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错在他说人民要是不满意了，就要革命，就要造反！就因为毛主席说了造反有理！就因为这句话现在不和谐，不适合叫屁民们听，所以毛主席必须要有错，必须要出错，没有错也要想办法污蔑出错！不然群众都听毛主席的话，被压迫了就会造反，那怎么行！所以很悲哀，一代伟人在逝世30年后，他所做的一切一切行为全都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罪行开始流传开来，无数被支解，断章取义的东西被拿出来证明毛主席是多么多么的错，多么多么有罪，这就是文人们所干的事，这就是文人的伤害力！！！特别是看到楼主转贴文里说的“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被人家践踏着，还要抱着他的鞋子歌颂他。”这句话我就想笑，这就是文人，文化份子，有风骨的知识份子，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被杀了一批又一批，这些被杀的农民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也不愿意低下自己的头颅，放弃自己的尊严！跟说这句话的先生一比，谁更尊严一些？谁更有脊梁一些？

  最后说一句，之所以中国现在在世界上与诺贝尔无缘，并不是人家歧视，也不是由于当时那场运动，真正的原因是某些人的无耻才造成的！中国历年来在出现的学术造假丑闻何只是一件两件，在国际上，中国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就最不令人信任的，没办法，造假造多了，外国人谁敢相信，中国的某些知识份子们的无耻程度已经让世界人民看着想笑了，就这样还想不受质疑，还想不受歧视，还想得诺贝尔奖？一次造假，人家觉得这是偶然现象，两次造假，觉得可能是消息闭塞中国人不知道，三次四次五次造假都出来后，谁还相信你？谁还敢给中国发诺贝尔奖？万一弄出个假的来，诺贝尔会不会被气的从坟墓里爬出来哭？笑死了不？

[ 本帖最后由 juexiang12 于 2009-9-7 19: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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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juexiang12 于 2009-9-7 19:20 发表
说句难听的话，成王败寇而已，毛主席死了，而这件事没做完，所以今天也就有人拿这事说事了，中国历代文人无耻的很多很多很多，并不是一个两个，而且在那个文盲几乎占总人口八成以上的年代，农民对文人可以说很惧怕， ...

“挪悖尔”是西方搞的奖项,在很多方面存在政治偏见和歧视(尤其在冷战时期,是不可能接纳中国大陆的科技成果的)。

[ 本帖最后由 MrYing 于 2009-9-7 20:19 编辑 ]

引用:

原帖由 MrYing 于 2009-9-7 20:04 发表

“挪悖尔”是西方搞的奖项,在很多方面存在政治偏见和歧视(尤其在冷战时期,是不可能接纳中国大陆的科技成果的)。

不可否认偏见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中国某些人无耻造成的，比如汉芯事件，比如某专家学位事件，某专家物理抄袭事件等等等，丢死人了！

最讨厌翻案,昨天翻前天,今天翻昨天的,明天翻今天的,一天到晚瞎折腾,浪费资源

匪类啊,我们生活在匪类的控制只下!!!悲哀啊!

"梁漱溟1938年在延安同毛泽东彻夜辩论时，毛泽东的行为言辞十分粗俗，梁对毛自是没有多少好感。"
楼主是否可以举上一二例来说明毛主席当时讲了什么言辞十分粗俗的话？道听途说，主观主义，仅凭个人的好恶而对早已逝去的一代伟人妄加评议是极为不公的，极不严肃的，极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