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抗战结束后是谁在全力准备内战？

[quote]原帖由 [i]chuchuda[/i] 于 2008-1-29 23:45 发表 [url=http://66.90.77.253/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291868&ptid=794939][img]http://66.90.77.253/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７楼的可笑之极　军队的战斗力是在战斗中培养出来的　消极避战是不可能培养出强悍的战斗力的！gcd在朝战的表现不用我说了吧！
　我们　讨论的是内战　满　蒙是后来才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但在当时　我认为是 ... [/quote]

抗战中到底是谁在消极避战？共军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在朝鲜几倍兵力，都还对付不了美国的那些大半都没经历过战争的新兵，表现很好？

中共貌似一成立伊始就是由俄寇完全控制、汉奸性质的组织吧？只不过后来造反了而已，顶多是类似吴三桂罢了。

苏联置身事外？

仅中共中央1945年9月16日给各解放区的情况通报中针述曾克林妁话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

飞机的问题，单彭真1945年9月21日电就说明，在曾克林部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共40多架以外，又接收到27架双引擎日本飞机和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

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

苏联公布这些数据30多年了，中共都不但不不否认，更加不公布自己的资料予以反驳，还不说明问题？

知道内战中苏联将其控制的旅大地区的造船、石油、盐业、发电等企业进行合资(中方51％，苏方49％)吗？

知道旅大地区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提供了30万套军服、236万双军鞋吗？

知道1946年11月，中共就在苏军默许和支持下，利用大连由苏军军管的近代化工业基础和海上运输的便利条件，在大连进行兵工生产，1947年7月，苏军更将将其控制的化学厂、钢铁厂等企业直接移交中共，中共第一个大型军工企业一建新公司在大连成立(1948年2月《中共旅大地委关于军工生产向东北局的报告》，原件存大连市档案馆)。从1947年至1950年的4年时间里，建新公司共生产日式三八、九四、一二四和美式七五山炮弹54万余发；药筒26万余个；自配M式野山加引信9．5万个，改产掷弹引信55．6万个，修理旧引信16．2万个；生产美式、日式底火60．9万个，雷管24万只。六0迫击炮1430门，苏式冲锋枪1563支；生产弹体钢3000多吨，各种型号无烟药450吨。其中，除为辽沈战役提供百余吨炸药外，绝大部分经海路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送到山东半岛东端俚岛的中共物资接送站不？。

知道1947年5月20日，苏共和中共签署了《哈尔滨协定》，苏联承诺在外交和军事上支持中共不？

知道从1947年到1948年苏联增加了对东北解放区的军事援助，1947年为9300万卢布，1948年增加为15100万卢布不？

知道1948年6月苏联政府派出一个有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220名，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到1948年12月15日为止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不？
。。。。。

有告诉你苏联的军火是一次性提供的吗？林彪在东北那么多次败仗，每次都损失惨重，光着屁股跑回松花江北，武器装备损失有多大？但是又能在极短时间内重新武装，你说是什么原因？
PS：麻烦你搞清楚“火炮”和“105毫米级以上口径重炮炮”的区别先。

至于破坏铁路就能阻止国军的说法更可笑，共所周知，国军对铁路的依赖性相当的低，破坏铁路，只能延缓国军穿越某些共军控制地域的速度而已，如果国军当真想直接发动内战，根本只需要平推过去就好了，根本不需要“穿越某些共军控制地域”。

还半年空运，知道新六军8月30日至9月5日，美械装备的新六军就能连人带装备从芷江运到南京不？还半年，国军真想内战半年能把国军全部运到东北再运回去，再重新运去东北都够了。“”

[[i] 本帖最后由 fly_pwdboy 于 2008-1-30 12:53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rowintin[/i] 于 2008-1-29 12:25 发表 [url=http://66.90.77.253/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275990&ptid=794939][img]http://66.90.77.253/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想翻案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其实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对GCD加紧防备控制、甚至消灭的决心一直就没有消过，这点恐怕谁也否认不了。
    而GCD对于蒋委员长的动向的掌握也很及时准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准 ... [/quote]

翻案？
这个问题历史已经有有定论了么？

GCD对于国民政府的动向的掌握也很及时准确没错，只不过国民政府政治上的错误太大了，居然认为可以通过和谈来避免内战而自剪羽翼

首先，美国人并非不慷慨，抗战时期美国本打算支援中国90个师的美械装备，但是国民党政府却把其中的许多物资贪污敛财了。所以，在抗战时期美国只支援了蒋介石39个师的美械装备就减少援助了直到后来中国内战的爆发。可见，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是美国“吝啬”的主因，因为美国在同期对意识形态相左的苏联可毫不吝啬啊，你能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不如和苏联亲密吗？你国民党自己都不爱惜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军队士兵的军饷都被克扣掉了，凭什么让“自私”的美国政府来当“拯救天使”呢？美国不会象毛泽东和现在的中国政府援助朝鲜那样，无私支援朋友而不计较钱是否被某些大人物吃掉了呢！这些钱在美国政府看来是花美国老百姓的纳税人的血汗钱，我凭什么要去填满某些人欲望的无底洞呢？

其次，美国对***的警惕性显然不如对纳粹德国那样重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二战中，美国就支援苏联飞机将近2万架，坦克9000多辆，火车机车和车皮的援助数量甚至超过了苏联的产量。此外，由于苏联深受战争创伤其生产资料供应困难，美国人为此提供了大量的航空燃油，其总量也远远超过了苏联的产量；还有，由于生产飞机缺少铝，因此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生产飞机的铝中有60%是靠美国提供的。而且，为了增加机动性，苏联为此得到美国大量汽车的支援。比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的汽车有2/3是美国提供的。还有一点，美国为了加强俄国人的铁路机动能力向其提供了大批钢轨而苏联本身生产的钢轨相比而言却不多。试想，在整个斯大林战役期间没有美国援助的大批汽车和火车机车、车皮及铁轨，苏联红军无法及时调集大批红军战士，要想取胜德军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补充的是：由于美国是二战期间唯一掌握工业合成橡胶的国家，可以把石油合成橡胶生产汽车轮胎。另外，由于美国人控制了美洲（特别是巴西），因此大批橡胶园处于美国掌控之下，美国也不愁这些战争资源为敌国所掌握。总之，战争期间盟国（包括苏联）的大批汽车轮胎是美国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帝国”。值得说的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和英国的邱吉尔首相在威逼与利诱下，迫使沙特王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向美英提供大量低廉的石油而不得向德国提供。

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在美国物质优势的绝对保障下结束的，由于美国的生产力超过了除自己之外其他各参战国的总和，是德国生产力的7倍。因此，当邱吉尔首相在听到“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后激动地哭泣起来：“大英帝国最艰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美国终于参战了。好啦，我们现在只要考虑如何与纳粹作战的技术问题了，我们在物质上应该不再会有顾虑了。”

说这些，只是想说，如果美国象二战中支援英国或苏联那样扶持蒋介石政府的话。那么，在内战中***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因为在战后美国的生产力被激发了出来不象刚参战时要经过一段预热阶段。而且，美国也有许多战争中没有消耗掉的大批积压物资。

今天，我们谈到美国援蒋不”尽力“不能脱离美国对中国当时局势的低估——即对***党能力的小瞧。但是，美国一旦判断出局势的恶劣她往往会抛弃商人的那种”势利“而以国家利益为重，比如二战中对苏联不惜力的帮助并不是由于美国改变了对“红色帝国”的偏见，而是出于反法西斯的大局。同理，当她发现国民党有可能垮台时她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会比当年援助苏联更容易，国内资产阶级的阻力也会更小，甚至我们不能排除美国自己最后干脆赤膊上阵——就象他们在朝鲜那样，就象英国在希腊那样。

无怪乎早在1940年美国尚没参战时，毛泽东就断言：“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日本有无能力迫使重庆政府投降的问题，而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美国海军也突然对日作战并迫使日本投降并在战后积极扶持国民党反动政府，将来中国最黑暗莫过如此。”

正是早有这种打算，毛泽东为此冥思苦想出了一条妙计。据俄罗斯一位前任政府官员在1994年披露：19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斯大林政府应***的请求而引发的。由于***的绝密级情报：美国越来越不满于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的表现，美国大有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政的可能。鉴于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先例（满清请求英国镇压太平天国），因此***的担心不是多余的。1948年“柏林危机”是由于苏联封锁西柏林引起的，美国英国被迫发起空运并准备与苏联作战，虽然苏联最终让步解除了对西柏林的封锁。但是，美国却因此被苏联牢牢地按在了欧洲一刻也不敢稍有松懈。

受制于欧洲问题——这应该算做美国没有更深度介入中国内战的第三点原因吧。

***利用1948年这段少有的机遇，毛泽东接连在这一年内连续发动了三次“大决战”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国内战局发展的使然，多少也与国际机遇有关吧。

不过，客观地说美国在援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时还是尽力的，据艾奇逊的报告说援助有45亿美圆，而据***的统计数字是援助蒋介石政府59亿美圆，不管谁的数字准确，总之都是笔巨大的财富——比苏联在内战中（主要是东北地区）给***的支援大多了。

今天，我们说蒋介石政府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更多的是内因，是自己的腐败。美国应该说对得起国民党政府了。美国起码没有对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落井下石。要老蒋还钱，反而给垂死挣扎的台湾输血。朝鲜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就很有限，总共13亿美圆还要给中国记帐，而中国去朝鲜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这与老蒋花美圆来打内战的“私利”有本质的不同。

（也谈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时援助不积极的根本因素　zt)

林思云：蒋介石的眼泪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和日本开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开始为一个问题烦恼：从国力军力上来看，美国打败日本问题并不大，但问题在于美国打败日本要花多大的代价。美国毕竟是个民主主义国家，不能象獨裁国家那样要求人民为了领袖无限制地奉献生命财产。如果在对日作战中美国人牺牲太多的话，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就会抬头，政府就不得不顺应民意与日本中途停战讲和。

    后来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也表现了美国人的这个特点。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把赌注放在美国经得起物的消耗，却经不起人的消耗这个弱点上。日本军部认为如果日军给美军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美国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默认东亚和东南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考虑开辟第二战场，让第三国参战来分担美军的人员伤亡消耗。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在美国的牵头下，２６个国家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对德意日作战。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弱小国，美国对他们并不抱多大指望。当时罗斯福考虑到能够有效帮助美国共同对日作战，分担美军人员伤亡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中国和苏联。

    罗斯福首先考虑的是英国，英国人当然是美国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国当时正忙于欧洲和北非战事，对在亚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是心有余力不足。驻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不久便战败，向日军投降。不过驻扎印度的英印联军还是一只可以依靠的力量。

    罗斯福第二考虑的是中国，一来中国已经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军发动反攻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事；二来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弹药。所以罗斯福设想了一个“美国人出钱，中国人出力”的方案，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由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开辟第二战场，联手打击日军。但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大战斗力心里没底。

    罗斯福第三考虑的是苏联，苏军的战斗力强，在战术上是美军的最好帮手。但罗斯福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愿意对日作战，因为苏日两国之间１９４１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苏联有保持中立的义务。罗斯福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愿意撕毁条约向日本开战，或者斯大林会为向日本开战而漫天要价。另外出于防共的考虑，罗斯福也不很情愿苏联出兵中国和日本，因为这样有可能使中国和日本“赤化”，成为美国日后的敌人。基于以上的考虑，罗斯福决定首先武装中国，向中国提供物资武器装备，试图让中国承担起太平洋战场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国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苏联的参战。

    所谓“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在欧战爆发后，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于１９４１年４月和日本签订的有效期为５年的条约。该条约规定苏日两国在条约签署后的５年间保持相互中立，苏联承认“满洲国”，尊重“满洲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实这是两国对中国领土的瓜分。

    在向中国运送武器物资方面，美国又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中国的出海口均被日军占领，只有通过陆路向中国运送军备物资。苏德战争爆发后，经由苏联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国的印缅道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兵占领英属缅甸，切断了印缅道路。所以美国希望英印联军和中国军联手打通缅甸道路，以便向中国运送军火武装中国。１９４２年３月，中国派出缅甸远征军，由美国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英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试图夺回印缅通路。

    １９４２年１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后，蒋要求美国派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１９４２年３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原是驻中国使馆的武官，是个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国话。史迪威对中国社会的实情十分了解，他对中國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他常说：“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义者，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他刚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但蒋介石对他的计划毫无兴趣。不过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蒋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缅甸远征军全权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欧美国家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关系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它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是典型的私家军。虽然蒋介石明言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缅甸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并不能有效指挥军队。

    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的这次作战被日军打败，英印军退回印度。由于中国远征军退回中国的退路被日军切断，史迪威命令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但蒋介石越权指挥，命令中国军队撤回云南（蒋介石经常越权直接指挥，对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评）。最高指挥部的不统一使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结果有两个师听从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则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云南。在退回云南途中，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结果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１０余万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云南的只有４万人。撤往印度的两个师改称中国驻印度军，驻扎在印度的兰姆咖。驻印度军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训练并采用了全式美式装备，后来成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后，要求处分那些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将军。根据欧美国家的军法，军官不服从上级命令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史迪威称他作为远征军全权总指挥，部下不听他的命令理应受到惩罚，提出要枪毙四个不听命令的师长。但欧美的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蒋介石采取了宁人息事的方法，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调任，五十五师师长陈吾勉处分了事。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由于他对蒋介石的部队无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亲自训练一只１０万人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说：“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当时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约有１万余人，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向印度空运人员，把驻印度军补充到１０万人，但蒋介石对此十分冷淡，因为蒋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只不听他指挥的强大军队。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蒋介石前后只向印度空运了１万多人，使史迪威的１０万人训练计划受到很大挫折。

    由于第一次缅甸战役没有打通印缅道路，美国只得靠大型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向中国运输物质，运输量平均每月１０００吨左右，并不能满足需要。１９４２年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十分吃紧，美国无暇顾及中国战区，所以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中国战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战事。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发表声明，强调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四强（美英苏中）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后说：“（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别是笑话吧。”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以后，蒋介石开始向英美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香港等殖民地。在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肯让步，中英双方谈判一拖再拖，最后中方让步，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和美英签订了香港问题除外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

    可是在两天前的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汪精卫政府与日本鉴定了包括归还香港、废除租借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国民黨搞国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汪精卫作为蒋介石的老对手赶在他以前签署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协议，让蒋介石十分不快。蒋介石说：“新条约一再拖延，让汪伪抢先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为终身憾事。尽管人们对汪伪的条约视同儿戏，但中美新条约晚于汪伪发表，仍难免让人感到难堪。”此后蒋介石和英国的关系日渐冷淡，这也导致英国在１９５０年最早承认中共政权，因为当时中共没有明确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均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罗斯福建议召开一次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但蒋介石不愿意和斯大林一起开会，因为蒋介石怕斯大林提出领土问题。假如斯大林在会议上要求蒋介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蒋介石承认了就要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无法向国人交代；如果蒋介石不承认而美英两国又支持斯大林的话，中国就会在会议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后来罗斯福提议分别召开一个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和一个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和斯大林都表示同意。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进行了首脑会谈，这是蒋介石在二战中唯一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一起开会，亦是希望蒋介石今后能主动积极对日作战。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返还日本武力夺取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但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后，才可能发起大规模作战。罗斯福虽然对此口头上表示谅解，但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Ｅｌｌｉｏｔｔ）的回忆录，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產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

    随后召开的德黑兰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不满，斯大林说：“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蒋介石并没有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与共產黨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更加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斯大林要求罗斯福支援积极抗战的中国共產黨部队，罗斯福答应考虑。当时一些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写了不少赞美共產黨清廉、八路军勇敢善战的报道。

    与腐败的国民黨政府相比，美国人对中共產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既然国民黨不积极抗日，美国就应该直接支持中共抗日。此后美国积极与共產黨接近，美国接近共產黨并不是美国人支持共產主义，而是美国人想利用共產黨的军队打击日本。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把美国提供的武器优先装备自己嫡系部队的作法，史迪威说：“美国军援的分配，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作为标准，包括共產黨的八路军在内。”

    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对中国有求必应，向美国提出了不少条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国提供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罗斯福不好薄蒋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绝，只是说他个人同意，但要经过国会批准。但蒋介石以为罗斯福个人同意就等于美国同意了，多次向罗斯福催要这１０亿美元。在开罗会议上决定中国军队和英国海军于１９４３年年底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夺取印缅道路。但后来美英更变了作战计划，英国海军不配合中国进攻，罗斯福要求中国先单独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阁下同意计划的变更吗？”蒋介石回电说：“如果阁下给我１０亿美元，再把空运量加倍的话，我就同意。”

    蒋介石强调，除非有英国海军配合，或者提供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１９４４年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国军阀又有什么两样？史迪威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回答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６年了。”史迪威反问道：“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无言以对。

    １９４３年的开罗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动员了４５万民夫在不用任何机械的情况下，仅用６０天修建成了机场。机场建成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８亿美元。罗斯福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怒：修个机场要这么多钱，简直成了无赖欺诈。罗斯福给蒋介石回电，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另外１０亿美元的贷款也引起美国人的争议，１９４２年２月７日美国国会虽批准无条件贷款５亿美元，到１９４３年底，中國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２。４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國政府提取的２。４亿美元中有８０００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中國政府后来虽然对此作出了一些解释，但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１０亿美元贷款１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２５００万美元以内。

    １９４３年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多次向罗斯福索要１０亿美元贷款，并声称如果美国不给贷款中国就要停止对日作战。蒋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他们说：现在美国就象欠了中国的债一样，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占领国土的义务，好象中国军队是美国的雇佣军，对日军作战纯粹是为了帮助美国打仗，不给钱就不打。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３３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５年。支持重庆国府的富裕阶层自己不肯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１９４２年２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５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

    最初美国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就像美国无偿提供苏联武器，让苏联承担对德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样。而蒋介石政府却提出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黨政府的獨裁统治。蒋介石把维持自己的统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愿在对日作战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队，因为在中国谁有更多的枪，谁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１９４２年６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３５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黨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黨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另外掌握国民黨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５０年后的１９８３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１９４３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５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国民黨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

    １９４３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國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另外蒋介石在１９４３年写成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因于外国人的侵略掠夺，推卸中國政府的责任，让美国人读后非常不快。当时美国舆论界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头脑顽固的冷酷獨裁者”。

    １９４２年２月美国向中国提供５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２０元法币兑换１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３０００多元法币兑换１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５美元，而在黑市上１美元就可以买到１６０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１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１９３８年２３亿元、１９３９年４３亿元、１９４０年７９亿元、１９４１年１５１亿元、１９４２年底３４４亿元、１９４３年７５３亿元、１９４４年１８９４亿元、１９４５年１０３１９亿元，抗战８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７３８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產黨的人越来越多，国民黨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１９４４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１０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１９４４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被迫出兵，１９４４年４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１９４４年春季开始，日军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发起了攻势。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为此日军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后，结集５０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４０余万，面对５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３８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８００辆卡车中的６００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财宝家私。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着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１４６座及美军空军基地７个，飞机场３６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

    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再败退？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时延安的中共乘机发动宣传攻势，声称他们想对日军发起反攻，但国民黨政府不让他们对日作战，希望美国直接向延安提供军事援助，５０万共產黨军队就会立即向日军发起反攻。中共同时利用美国人喜欢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责蒋介石政权不讲民主。驻扎重庆的共產黨代表周恩来、林祖函等人，也频繁出入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抱怨蒋介石政府压制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

    与蒋介石政府的避战保存实力相比，中共的积极对日作战姿态，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传，使不少美国人耳目一新，对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也称赞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战热情高涨。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时，特别提出要派一个观察小组到延安视察。蒋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国人访问延安，但在华莱士的再三坚持下，被迫同意美国观察小组访问延安。

    １９４４年６且１８日华莱士到达重庆，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印象，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但华莱士对重庆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华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华莱士到达第二个访问地昆明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多次向罗斯福建议改革中国军队，这时罗斯福也开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议是必要的，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罗斯福发电给蒋介石：“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產黨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远大计划。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也不好公开拒绝移交军权。但作为政坛老手的蒋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战术，蒋介石给罗斯福回电说，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请罗斯福给他一些时间，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同时蒋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要人为他说情。

    ８月２３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发来的电报，催促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这是罗斯福的第四封催促电报。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华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罗斯福便派赫尔利为特使，于９月６日到达重庆。９月１２日，蒋介石与赫尔利特使的会谈达成以下结果：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定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部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之权。

    ９月１３日，史迪威会见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转交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电报，表示愿意把中共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应给中共装备五个美式机械化师。

    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分外恼火。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史在信中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于９月１８日发电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发完电报后罗斯福感叹说：“如果对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话，恐怕就不需要这样的电报了。”

    ９月１９日，史迪威持罗斯福的电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赫尔利特使也在场。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该电报，但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等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看到５８岁的蒋介石，竞象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竟然不顾蒋介石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以至于到失声痛哭的地步。蒋介石在９月１９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已无法再拖延，于是转用围魏救赵战术。蒋介石的战术是：并不直接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而是说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请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的人选，他就同意交权。９月２０日，蒋介石对赫尔利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物也。”另外，蒋介石把国家的名誉和蒋自己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声称中美合作必须是友好、和善的，绝不能有一丝强制性，绝不容许损害“中国国家与个人的人格”。

    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和宋子文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９月２６日，蒋又经宋美龄向罗斯福转达了如下电文：“余对罗总统平时的主张与意见无不尊重，但关于中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余决不能使中国赤化与主权动摇，并望友邦间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无论美国如何变化，余自信抗战根据地与军队，决不致崩溃。吾人如再恢复獨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惟事实证明，史将军非旦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如罗总统指派之任何美国将领，而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尽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战，加强其权限也。”

    蒋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这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国家与个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战胜败倒在其次。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为难，９月２５日以后，罗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犹豫不绝。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我们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响蒋氏采纳中国进步人士的建议，对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１０月６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说：可以考虑更换史迪威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建议保留史迪威对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赫尔利则频频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１０月１２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电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请总统另派一位能够与蒋主席协力合作的年轻将领。”１０月１８日罗斯福最后决定让步，调回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同时，把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离，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战区由索尔登指挥。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１０月２１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上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１０月２０日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勋章，被史迪威拒绝，但史迪威在启程前，却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道别。

    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１０月３１日到达重庆，魏德迈比较尊重蒋介石，不象史迪威那样经常不留情面地批评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很满意。蒋介石在１１月１６日的日记中对魏德迈作了一个评价：“此人直谅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国民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招回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史迪威离任后，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但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更为严重的是，蒋史之争降低了中国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美国预计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１００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共同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中国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１９４５年美英苏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作战，也可以说是蒋史之争造成的间接后果。

    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密约”后非常气愤，曾一度派缪斌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于１９４５年８月承认了“雅尔塔密约”。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斯大林回答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应该知道，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虽然斯大林答应罗斯福向日本开战，但斯大林并没有准备立即开战。据最近俄国解密的秘密文件，当时斯大林准备等美日中三国打得筋疲力尽后，再出兵占领中国长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满洲国两个国家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把中国北部交给中国共產黨，只把中国南部让给美国。但美国发明了原子弹使斯大林不得不改变计划，苏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急忙出兵满洲，但斯大林瓜分中国的计划已经落空。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的结果就有可能使中国出现南北朝鲜那样的国土分断结局。

    史迪威本人态度的确比较傲慢，对中國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角度来看，罗斯福强要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但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于腐败，国际形象很差，还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所以无法无畏无惧地向美国抗争。蒋介石试图对罗斯福说“不”，结果导致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割让中国领土的结局。总而言之，落后就要挨打受气，这是近代中国无法摆脱的命运。

    １９４４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中国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中国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中国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黨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黨军采用“抓壮丁”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１９４４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中国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抗战末期由于国民黨的腐败，国民黨军队的素质比１９３７年抗战初期时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战末期物价飞涨，国民黨高级军官为了确保经济收入，各军队开始经商，军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商上，更加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为变相的商业性机构，商人要依托军人的特许和保护才能从事商业活动。蒋介石的侍从唐纵在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９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黨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坏了。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

    １９４４年７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黨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１９４４年末，国民黨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对照，延安共產黨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人最早到达延安的是一批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异口同声地报道说延安共產黨政府行政清廉，军队的军纪军风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持。美国记者的报道使不少美国人把中共视为中国“进步势力”的代表，称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国”，而重庆代表“封建的中国”。美国新闻界对中共的正面评价也影响了美国政界的对华政策，美国人不得不考虑，美国支持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并予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这样做值得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清廉进步的中共，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国战区美军最高参谋史迪威，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利用共產黨的军队打击日本人，而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的更远一些，他希望把中共从苏联拉入美国一边，不仅成为美国军事上的同盟，而且成为战后美国政治上的同盟。当然在美国反共的大气候下，罗斯福不可能支持中共建立政权，于是萌发了建立国共联合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產主义政黨，美国大使馆官员戴维斯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里评价中共说：“中共里面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共產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共產黨，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农民民主黨.”同样苏联的斯大林也称中共是“马戈林共產黨”（马戈林：ＭＡＲＧＡＲＬＩＮＥ人造黄油、非纯正的）。

    １９４４年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提出美国要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只好同意美国派一个十几人至二十几人的小型代表团到延安，团长为鲍瑞德，代表团中还有中共的“朋友”，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斯。谢伟斯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期间，就与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等人结为朋友。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３日，毛澤東同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

    毛澤東向美国放出“远苏近美”的气球，也是有国际背景的。毛澤東执政后，在中共黨内批判了王明的“国际派”，１９４２年的“整风运动”后，更进一步肃清了“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确立了毛澤東的领导地位。而苏联一直支持王明，所以毛澤東上台后，中共和苏联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战爆发后，苏联主要援助的是蒋介石政府，对延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虑放弃苏联而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

    这时中共在理论上也开始摆脱共產主义的色彩，毛澤東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表明中共当前的任务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基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毛澤東提出：在中国搞社會主義是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后，国家完成工业化建设以后的遥远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国人对中共搞赤化的恐惧感，谢伟斯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毛澤東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社會主義国家，相反中共试图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落后的经济。现在中共与苏联以及共產国际并没有密切关系，中共认为美国比苏联更可以依赖。”

    中共明白美国人喜欢“民主”，所以尽量树立民主的形象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中共声称在他们的解放区里，地方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组成方面，实行“三三制”，即黨内人士、黨外民主人士、工农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时召开边区参议会，实行与黨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澤東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说：“共產黨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黨，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產黨的这个同黨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１９４４年秋开始，美国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国共两黨的“联合政府”。１９４４年８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的赫尔利，担任起国共两黨的调停人。当时中共由于处于劣势，缺乏国际支持，所以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积极。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赞成美国指挥官指挥全部中国军队。１０月２３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约见赫尔利，要求赫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相比之下，蒋介石则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极，只是为了不得罪美国人，才不得已勉强与中共进行谈判。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赫尔利亲自前往延安访问，毛澤東和周恩来等人到机场迎接。１１月８日，赫与毛澤東、周恩来会谈，达成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五项建议，１１月９日毛和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毛赫达成的五项建议是：

    一、中国军队统一。

    二、国民政府改组，建立一个由各黨派及无黨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政府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四、美援物资在所有抗日武装间平等分配。

    五、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共產黨等所有抗日黨派为合法政黨.

    由于赫尔利是美国的反共分子，中共担心赫尔利在国共两黨的调停中偏袒国民黨一方。延安谈判之后，中共对赫尔利是否会向美国政府正确转达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国财政部代表弗里德曼带一封信，请他回国后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这封信由周恩来写成，信中说中共对国民黨政府不进行政治改革感到失望，希望美国直接援助延安，并邀请摩根索访问延安。

    １１月１０日，赫尔利和周恩来一起从延安返回重庆后，罗斯福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汇报他与毛澤東达成的五项建议，但蒋介石对建立一个有共產黨参加的联合政府毫无兴趣，因为这样要使国民黨失去独揽政权的资格。１１月２２日，蒋介石提出三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黨派，前提是中共军队与国民黨军队合并。蒋介石同意军事委员可以接受数名共军高级将官加入，但没有同意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反对毛赫五项建议，使赫尔利很失望，但赫尔利又接纳了蒋介石的三项建议，试图说服中共让步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

    中共对赫尔利的摇摆不定感到愤慨，毛澤東指责赫尔利为什么和他签订了五点建议，又倒过去同意蒋的三点建议。毛澤東对美国延安代表团团长鲍瑞德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澤東仍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合作。赫尔利的这次调停失败，与他自己的立场摇摆不定有很大关系。

    尽管中共不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但声明无意关闭和谈之门。中共发现赫尔利等人是亲蒋的，但也有鲍瑞德等一些美国人是亲共的，中共想冲破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封锁，直接与罗斯福及美国政府建立联系。１９４５年１月９日，毛澤東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转给罗斯福。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个代表小组到美国访问，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直接讲述中国的复杂内部问题。如果罗斯福同意，毛澤東、周恩来打算亲自赴美国访问。从现在披露的情报来看，罗斯福并没有收到毛澤東的信，是谁扣留了毛澤東的信已无法查明。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４日，国共双方的谈判再开。中共代表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坚持共產黨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以后，才能开始谈判联合政府的问题。最后双方于２月３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取代现行的国民大会，为建立民主宪政开辟道路。但在统一军队和共產黨参政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谈判。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朱德经由美军官艾芬士上尉向美军中国战区最高参谋魏德迈申请二千万元美元贷款，作为对日作战经费，被赫尔利阻止。中共一直无法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直接取得联系，打不开对美局面，并且又得不到苏联的实质性支持。１９４５年６月，毛澤東在七大会议上发表了《愚公移山》讲话，表达了中共即使没有国际支持也要坚持到底的决心，同时批评蒋介石政府“要把中国引向黑暗”。

    正在美国撮合中国联合政府之时，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了雅尔塔会议，会上罗斯福背着中國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雅尔塔协议”，以换取斯大林的对日出兵。“雅尔塔协议”关于中国的内容如下：

    一、外蒙古脱离中国獨立。

    二、大连港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具有优先权。

    三、苏联租借旅顺作为其海军基地。

    四、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透露雅尔塔会议的内容，蒋介石预感到雅尔塔会议对中国将是十分不利的。蒋介石在２月８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邱、史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结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３月１５日，蒋介石通过中国驻美使馆得知雅尔塔密约的具体内容后非常愤慨，他在３月１５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达果己卖华乎？惟如何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日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当时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出兵。蒋介石没有估计到日本会那么快投降，以为日本还能坚持一年左右，所以苏联一旦出兵，苏军就会以消灭在华日军为借口，进军大部甚至整个日占区。苏军一旦进入中国，就不会轻易撤走，要换取苏军从中国撤军，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更有甚者，如果苏联象处理东欧占领区那样，把进入中国的所到之处都建立共產黨政权，蒋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萌发了与日本单独停战讲和的念头。蒋介石希望日本放弃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重庆与日本签署和平协议，日军从中国撤军，把日占区交给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对日单独讲和的着眼点有二：一是一旦日军撤出中国，苏军就没有了进入中国的借口；二是可以保证得到日占区的领土，防止共產黨趁火打劫。中国单独与日本讲和当然要得罪美国人，不过蒋介石认为既然美国可以做出牺牲中国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之举，中国这样做也不算背信弃义。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６日，缪斌奉蒋介石的密令乘飞机来到东京，与日方密谈单独讲和一事。当时缪斌名义上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长，实际上却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缪斌到日本时，携带一部可以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的无线发报机，把密谈的情况随时报告蒋介石，并直接接受蒋介石的指令。

    缪斌首先提出要直接与天皇会谈，但缪斌并不持有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也没有什么其它信物可以证明他是蒋介石派来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对缪斌的身份尚有怀疑，所以不同意缪斌见天皇，而是让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会见缪斌。３月１８日东久弥宫会见缪斌时，开门见山地说：“在我们会谈以前，请先生先回答我三个问题。”

    缪斌说：“请讲。”

    东久弥宫问：“第一，重庆承认天皇吗？”

    缪斌答：“承认。”

    东久弥宫问：“第二，为什么要与日本和谈？现在美军已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直率地说，日本对战争已经绝望了。”

    缪斌答：“重庆并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安全也要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如果日本在灭亡前与美国停战讲和，日本就会成为中国的防浪堤，可以将苏俄进入中国的危险防患于未然。”

    东久弥宫问：“第三，为什么要直接与天皇会谈？”

    缪斌答：“日本政界没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东久弥宫对缪斌的直率回答很满意，认为缪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东久弥宫问起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缪斌说中国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点：一、取消汪精卫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军立即从中国撤退，将日占区移交重庆政府；三、中日单独签署停战协议，中国负责斡旋日本于美国之间停战讲和。东久弥宫听后认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８日，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矾国昭继任首相。小矾也十分支持缪斌带来的和平方案，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１日，小矾首相召开了各大臣参加的“最高会议”，商讨缪斌带来的蒋介石和平方案。尽管小矾一再坚持与中国单独讲和，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均反对，他们认为单方面从中国撤军会导致军心涣散，也反对抛弃日本支持了多年的汪精卫政府。最后小矾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与中国讲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圣断”。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对，这样失去了各方支持的小矾不得不辞职，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小矾辞职后，由铃木贯太郎继任首相。铃木也曾设法与重庆和谈，但得不到军部的支持，最后不了了之。缪斌得知日方的商议结果后感叹说：“日本的政治家都是猪脑子。”

    缪斌这个人的一生也颇富传奇色彩。缪斌１９２１年考入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电气科后，加入国民黨，１９２３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出任无线电科教官。１９２５年２月东征陈炯明作战中，缪斌组织了敢死队，带头冒死冲入敌阵，一时被誉为国民黨军中的英雄人物。缪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１９２６年北伐时，缪斌出任第一军副黨代表（正黨代表为汪精卫），１９２８年北伐胜利时，缪斌任陆军中将。１９２９年，２６岁的缪斌出任江苏民政厅长的重职，但不久遭排挤下台。此后缪斌一度留学美国，回国后隐居著书。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缪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但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

    美军占领日本后，从日本档案里发现中国单独与日本秘密讲和的资料，麦克阿瑟大怒，要传中方代表缪斌出庭作证，但缪斌已被中国处死。原来抗战胜利后不久，缪斌作为汉奸被逮捕，并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１日被处死。缪斌是蒋介石政府处死的第一个汉奸，不免让人感到有杀人灭口之嫌。缪斌死后，缪斌的日本朋友为他建了纪念碑；１９５０年，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在东京主持了缪斌的追悼会；１９９１年在东京稻荷神社为缪斌树立“显彰碑”，封缪斌为“和平神”。日本人认为应该感谢缪斌冒险到日本谋求和平的行动，缪斌最终因此而死，故树碑表示纪念。

    蒋介石政府虽然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是由于腐败，却失去了中国民众的民心。在抗战时的艰苦环境下，不仅底层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过教育的中产階級，公务员、教师和学生也挣扎在饥饿线上，承担着战争带来的牺牲。可是他们周围的有权有势之人，却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发战争横财，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恨。很多知识分子并非亲共產黨，也不赞成共產主义，但他们更痛恨国民黨政权的腐败，然而中国却没有第三条道路让知识分子们选择。

    一些历史学家著书说二战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为蒋介石出钱出枪打内战，这是有违于历史史实的。美国固然反共，但美国并不赞成蒋介石用武力消灭共產黨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蒋介石把共產黨作为一个合法的民主政黨对待，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共產黨问题。蒋介石则坚持用暴力方法消灭共產黨，这是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点。

    １９４５年４月以后，美军已经攻占硫磺岛等日本外围岛屿，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基本被歼。此后日军发起“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攻击，虽然没有阻挡住美军的攻势，但也给美国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担心进攻日本本土之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更加期望苏联出兵分担美军的牺牲，但苏军并没有立即行动。日本人并不知道美苏之间关于苏联出兵的密约，以为斯大林有可能出面调停美日停战，所以通过外交途径请苏联向美国转达日本的停战条件：保留国体（天皇制），日本自主撤军，对日本不得实行军事占领，在割地赔款方面可以商议。这其实是一个有条件投降方案。

    对此，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美国新总统杜鲁门、英国新首相艾德礼、斯大林）在柏林郊外波茨坦开会（蒋介石未被邀请），决定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起草了《波茨坦公告》。中国并没有参加《波茨坦公告》的起草，只是在公告发表前，请中国在上面签了字。７月２６日，《波茨坦公告》以美、英、中三国首脑的名义发表，苏联因碍于苏日中立条约尚在有效期间，当时未列名于公告。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波茨坦公告》中添补了斯大林的名字。

    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接到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但对原子弹的威力仍然心中无数，所以还不敢拒绝苏联的帮助。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原子弹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摧毁了整个城市。此后美国感到打败日本可以不要苏联的帮助了，对苏联的态度强硬起来，从积极邀请苏联出兵，转变为反对苏联在亚洲扩张。同时苏联的态度也急转直下，从等待观望转为立即出兵，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斯大林要赶在日本投降以前出兵，否则苏联就没有出兵的借口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美国和苏联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立场对立，美国主张美国专管日本，而苏联主张共管，中国怕苏联驻进日本后，找借口盘踞中国东北不走，因此赞成美国专管日本方案。苏联在对日作战中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最后只好同意美国专管日本。

    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共的力量稳步发展，到１９４５年，中共的抗日根据地除了陕甘宁边区外，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也建立了根据地，中共已有军队１３０余万，民兵２００余万。日本投降后，中国的日占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地带，日占区成为国共两黨争夺的肥肉。盟国约定中国战区的日军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投降，中共无权受降，这当然是中共所不能忍受和遵守的，于是共军独自出兵，在解放区附近受降日伪军。国共两黨军队因争夺日占区而发生的武装冲突日益激烈，中国刚停止外战，又开始了内战。

    在中国内战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美国出面斡旋中国的和平。美英苏三大国统一了对华方针，即不干涉中国内政，避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时苏联的态度比较微妙，一方面苏联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同意中共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但另一方面，苏联又把中共作为与美国对抗的棋子，暗地里扶持中共，接应中共进入东北发展势力，把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转交中共。为了避免国共两黨利用日伪军打内战，美国特别通告国共两黨要遣散“伪军”，不得对其进行改编利用，更不得利用日本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

    但国共两黨谁也没有理会美国的通告，私下改编“伪军”，暗地里招聘日本军事顾问与技术人员，为打内战作准备。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汪精卫南京政府军分七个集团军：任道援第一集团军，张岚锋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吴化文第四集团军，庞炳勋第五集团军，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孙殿英第七集团军，总兵力近３０万人；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由齐曼元统率，兵力５万余人；满洲国军兵力约４０万人。满洲国军被苏军缴械，国共则争夺其它“伪军”。除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向共军投降，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大部被共军解除武装外，其余“伪军”被国军接受，编入国民黨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接收了绝大部分日占区，又得到了数十万投降日军和汪精卫政府军的装备，吸收了数十万“伪军”，加之抗战时得到的大量美援装备，使重庆政府的军事力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有军队约４００万，军队的装备也大大好于战前。由于重庆在军事方面对延安有绝对的优势，蒋介石试图依靠其军事优势，一举摧垮歼灭延安的共產黨政府，彻底解决共產黨问题。

    但美国却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灭共方案，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共之争，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团结民主之中国”。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方案，中共的态度十分积极，因为延安的力量在抗战中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与国军相比仍处于明显劣势。当时中共对国民黨的军事优势相当畏惧，以前被国民黨赶出江西退避延安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并没有想到国民黨军队已腐败丛生，不堪一击。加之苏联又采取“脚踩两条船”态度，以支持国民黨为主，扶持中共为辅，使中共感到另一种危机感。当时中共的最佳选择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中共对１９４５年美国调停的“和谈”具有相当的诚意。

    与此相反，蒋介石对美国调停的“和谈”并不感兴趣，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与共產黨和平谈判的姿态。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蒋介石给毛澤東发电，邀请毛澤東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在电文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邀请毛澤東到重庆也是有所考虑的。毛澤東只身前往重庆谈判，必定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如果毛澤東不敢来重庆，那么蒋介石就可以向美国人说延安没有和谈的诚意。即使毛澤東前来重庆，毛澤東在客地谈判的不利条件也较多。当时毛澤東的确对前往重庆有所顾虑，延安很多人也反对毛澤東去重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毛澤東给蒋介石回电：“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蒋介石再去电邀毛澤東：“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

    这时斯大林也来电，主张毛澤東应赴重庆谈判。在此情况下毛澤東再不去重庆就十分被动，所以毛澤東给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利去电，要求在谈判期间美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于是赫尔利８月２７日亲自前往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来到重庆。毛澤東赴重庆前，中共中央召开了谈判对策的紧急会议，会上决议：“国民黨在内外压力下，有可能在谈判中有条件地承认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黨的地位，形成两黨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作出适当让步。”同时蒋介石也召集高级干部开会，讨论谈判方针。国民黨的谈判方针是：在军事毫不迁就，在政治则可以适当宽容一些。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双方谈判开始，谈判的出发点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毛澤東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八项要求：

    一、召开各黨各派和无黨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旧国大代表无效。

    三、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即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

    四、给予各黨派合法地位。

    五、释放一切政治犯。

    六、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权。

    七、中共军队保留４８个师军力（后来毛澤東让步为２８个师）。

    八、中共参加受降。

    蒋介石则提出了国民黨方面的意见：

    一、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最多保留１２个师，这是中央所能允许的最高上限。

    二、解放区问题：不承认中共的解放区政府。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成立新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共方面的行政人员。

    三、政治问题：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黨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

    四、国民大会问题：已经当选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但可在已当选者外，酌量增加中共代表的名额。

    由于国共双方立场相差太大，谈判无法达成一致。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澤東单独会谈了约１０次，但会谈的内容至今尚未公开，无法知道蒋介石和毛澤東私下谈了些什么，两人也没有发表过对对方的看法。但据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说，蒋介石曾对他说过：“毛澤東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竞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１０月９日，毛澤東离开重庆返回延安，１０月１０日，双方发表了所谓“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在召开政治会议，开放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共產黨合法化，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方面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在军事方面，共產黨最后让步保留２４个师，国民黨方面最后让步允许共產黨保留２０个师，双方仍没有达成一致。在保留解放区的民选政权和国大代表问题上，双方意见仍然分歧。虽然“双十协定”中共產黨让步较多，但仍不失为一个平等的协议。

    “双十协定”是国共双方相互让步达成的第一个和平协议，如果国共双方能够严格按照“双十协定”所规定的去做，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中国应有很大希望。但国共双方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和平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双方都不遵守，国共两军间的军事冲突依然不断。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美国撤回了比较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特，换上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表示美国有公平调解国共合作的诚意。马歇尔来华了解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后，说：“中国人的哲理与欧美人完全不同。欧美人怎样说，他就怎样去做；中国人则说法是说法，做法是做法，这就教人难于揣度了。”

    中国的民众深受八年抗战之苦，不愿意再打仗了，中国民间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黨派（民主同盟等）形成了中国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开始向国民黨的獨裁政治挑战。民盟虽然没有枪，但在社会文化界有相当的影响，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利用战争，在国民黨内中形成了个人独揽大权的獨裁体制。战争结束后，中国各界重新燃起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蒋介石除了在军事上受到中共的挑战外，政治上也受到民盟等民主黨派和国民黨内部民主势力的挑战。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发表关于内战问题的演说，提出反对内战，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组建联合政府等主张，结果遭军警干扰并开枪断绝交通，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慨，于次日举行罢课，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学生也发起學潮声援。１１月３０日军警与学生发生了暴力冲突，１２月１日冲突升级，军警向联大师院校内投入两颗手榴弹，炸死学生３人，伤数十人，造成所谓“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后，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學潮，各地学生和教师纷纷罢课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一二一”惨案同时也给国民黨政府造成了不良国际影响，１２月６日蒋介石致电云南省主席卢汉，要他尽一切努力平息學潮，万不得已时可以考虑把学生送去集中军训。１２月８日，卢汉召集各校教授谈话，１２月９日又召集各校学生谈话。卢汉表示要严惩凶手（凶手陈奇达、刘友沼宣判死刑），抚恤伤亡学生，赔偿损失后，学生方面感到满意，各校决议于１２月１７日复课。但仍有少数学生认为学生代表太软弱，主张改组罢课委员会，继续罢课。后来政府方面宣布１２月１７日仍不复课的学生一律开除，學潮开始走向平息。

    “一二一”學潮是抗战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學潮，以政府方面妥协让步而结束，从此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各种學潮此起彼伏。当时国民黨统治区之所以频繁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主要是因为人们痛恨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虽然蒋介石每次以比较低的姿态处理學潮，但并未能遏制學潮，各种反政府學潮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蓬勃的反政府学生运动也是导致蒋介石政府垮台的一个原因。

    “双十协定”后，国共两军的武装冲突依然不断，使美国人开始考虑采用强硬性和平调停。马歇尔来华后，向蒋介石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意思：立即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的统一。如果国民黨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制性和平调停深感不快，认为马歇尔受了中共蒙骗，为中共帮忙。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中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斑，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担忧也。”

    中共则很欢迎美国的和平调停，对马歇尔寄予相当的希望。周恩来向马歇尔表明：只要不让中共交出军队和根据地，重蹈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间的覆辙，中共愿意承认蒋介石主席的领导，愿意作为国民政府名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参加国民黨联合政府。马歇尔同意中共作为国民政府下一个自治政府的方案，同意中共拥有一定军队。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考虑建立与共產黨分享权力的联合政府问题，但蒋介石只准备让中共在政府机构中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不让中共分享实权。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国共双方在马歇尔主持下，成立马歇尔、国民黨代表张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又称马歇尔三人委员会），展开认真负责的谈判。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三人小组”主持签订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向国共两军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要求双方最迟在１月１３日午夜前停战。１月１３日，蒋介石和毛澤東也分别向两军下达停战令，中国内战一度出现和平解决的趋势。

    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在“三人小组”调停下，国民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

    一、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为四十人，其中半数由国民黨人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黨派及无黨派人士担任。

    二、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名额由现在的１２００名增加到２０５０名。

    三、和平建国的纲领：“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黨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组织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试、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和平建国纲领》通过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完全拥护，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一切决议。”但实际上蒋介石在具体执行《和平五案》时，却制造了层层阻力。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三人小组又通过整军方案，在确认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情况下，给予中共一定的军权。整军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一、军队领导：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时，应由中共代表所提名的军官递补。

    二、陆军缩编：一年后全国陆军缩编为１０８个师，其中共军占１８个师。

    三、军队配置方案：东北地区配置６个军（每军三个师），其中中央军５个军，中共军１个军；华北地区配置１１个军，其中中央军７个军，中共军４个军；华中地区配置１０个军，其中中央军９个军，中共军１个军；西北地区配置５个军，均为中央军；华南地区配置４个军，也均为中央军。

    这个“容共”的整军方案，是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达成的，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蒋介石在２月２８日的日记反省录中写道：“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属部队为十八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中共方面对此协议中中共军队的比例较少也不很满意，但认为可以接受。此时中国在马歇尔的调停下，中国内战一度停火。马歇尔和三人小组从２月２８日起，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地区视察了六天，马歇尔在延安会见了毛澤東.本来马歇尔还准备到东北视察，接到美国政府要他回国报告中国调停的进展情况，马的东北视察未能成行。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１日，负责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暂时返美，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又重新开始。

    国共间军事冲突重开的主要责任在蒋介石一方，中共方面以被动应战为主。但此时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比较积极地援助中共。中共有了苏联的援助后，也开始在一些地区主动向国军发起攻势。

    １９４６年以来，美苏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合作关系破裂，冷战开始。苏联原来的中国战略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让中共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进行政治斗争放弃武装战争。但美苏冷战开始后，蒋介石一边倒向美国，因此苏联开始扶持中共与蒋介石政府进行军事对抗。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东北先由张作霖经营，后来又由日本扶持的满洲国经营，国民黨和共產黨的势力从来没有渗入过东北。日本战败后，东北地区成为政权的真空地带，国共两黨谁先进入东北，谁就能抢到控制东北的政权基础。

    按照协议，苏联本应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后开始撤军，最迟不超过三个月，但届时苏军并无撤军的迹象。为了防止苏军南下，美国派５万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进驻北京、天津、青岛等地。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１日，美国向世界公布了《雅尔塔密约》。《雅尔塔密约》中出卖中国主权的部分，在中国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２月２２日，重庆各校学生２万余人发起了要求苏联从东北立即撤兵的反苏游行，捣毁了亲苏联的中共的《新华日报》报社。

    对于中国方面的撤军要求，苏联提出一个反要求：“如果美国撤走驻华北的美军，苏联就撤走驻东北的苏军，苏美两国同时从中国撤军。”美国则以驻华美军是应中國政府之邀为由，拒绝了同时撤军的建议。苏联把日本和满洲国在东北工业机器设备能拆的全部拆走运回苏联，并招请中共军队进入东北，放手让中共在东北发展势力。在拖延了几个月后，１９４６年３月，苏军突然开始从东北撤军（５月３日撤军完毕），苏军将沈阳等靠南的几座大城市交给国军，而将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交给中共。５月２４日国军夺取长春，但中共的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共派３０万干部渗透东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起东北政权的群众基础。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一时离华的马歇尔特使返华。马歇尔对蒋介石不遵守达成的停战条约十分气愤，又对蒋介石启用了罗斯福那样的强压手段：不停战就停止美援。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自６月７日开始为期１５天的全面停战，这是所谓“第二次停战令”。但蒋介石已下决心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１５天的停战期过后，国军又对中共发动新的攻势。在此情况下，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战，他将立即离华返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于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０日致电蒋介石：“如果中国的内战不在短期内停止，美国就将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压手段已有领教，发现了美国人的弱点：只要他坚持到底，美方最后就不得不让步。蒋介石在公开场面还是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停战调停，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停止内战的具体措施。对于蒋介石的阳奉阴违作法，杜鲁门于８月１８日下令停止向中国出口二战的剩余武器，停发美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许可证。由于二战后国民黨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来自美国，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国民黨军的武器补给发生了一定困难，这也是蒋介石军队战败的一个侧面原因。美国到１９４８年４月才再次恢复对蒋介石政府的武器出口，但此时国民黨军队已到了回天无术的全面失败边缘。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作法极为不满，认为杜鲁门的包庇纵容中共的中国政策，不仅损害了中国，也损害了美国本身。蒋介石与美国的争执也表现了中美两国对“国家领导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蒋介石看来，他是中國政府的领袖，他就代表中國政府，美国对中国友好就要支持他。蒋介石指责美国不尊重他个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国，“破坏了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并不等于中國政府，美国反对蒋介石并不等于反华，批评中國政府不是破坏中美两国的友谊，而是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不过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松手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是力争树立民主开明的形象，给喜欢民主的美国人一个好印象。可就在此关键时刻，１９４６年７月发生了李公仆、闻一多两位大学教授被暗杀事件，在国际上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事后查明，李公仆、闻一多的暗杀并非来自蒋介石的指示，而是国民黨下层特务的个人行为。李、闻教授常发表反政府的激烈言论，而个别国民黨下层特务认为李、闻有意侮辱国民黨、侮辱领袖，出于对本黨的“侠义之心”而对李、闻下手。

    当时民盟是中国政界次于国民黨与共產黨的第三大政治势力，但蒋介石对没有军队的民盟十分轻视。国民黨一直与中共进行直接的和平谈判，从来没有邀请民盟参加和谈，在政治上也从未认真听取过民盟的意见，因此民盟对国民黨政府的不民主作法十分不满。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国民黨召开“国民大会”时，事先也未与民盟商榷，所以民盟和中共一起抵制和不参加国民黨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因缺少中共和民盟的参加，成为国民黨一黨包揽的大会，没有任何民主的气氛。蒋介石树立民主政治形象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连希腊的腐败政权也比蒋政权效率高，不像他那样声名狼藉。”

    由于马歇尔的停战调停不成功，美国政府放弃了调停中国内战的努力。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马歇尔也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８日回国。美国国务院在说明马歇尔调停不成功的理由时说：中共和国民黨对和平都没有诚意。美国退出调停后，国共两黨开始放手大打内战。

    虽然美国表面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在水面下开始物色取代蒋介石的人物。１９４７年７月美国再次派魏德迈到中国视察国民政府的现况。魏德迈发表了一篇访华声明，批评国民黨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魏德迈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也就是说蒋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领袖，中国的复兴有必要抛开蒋介石。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对蒋介石更没有好感，司徒雷登多年在华任教，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產主义的传播，除非出现一位受民众爱戴的领袖，能号召民众，并能恢复军队的作战意志。但不能指望蒋委员长能充当这样的领袖。蒋氏似乎已无法改变，而且各方面都证明他必将继续其个人统治，这种个人统治的后果，造成了现在中国的悲惨局面。”

    东北战场危机时，司徒雷登又给美国政府发去电报：“目前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而且拥护他的人，不过是其最亲近的同志及一些军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是委员长，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他们的人日渐增多。现在除非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否则将无法避免再度的军事惨败。”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李宗仁在中国军界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考虑李宗仁取代蒋介石。１９４８年３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当时国民黨内尚无可以与蒋介石竞争总统的人物，于是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作为取代蒋介石的第一步。

    在中华民国宪法上，副总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性位置，所以蒋介石本来不应该在意谁当选副总统。但是蒋介石得知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后，李宗仁是否当选副总统就成为蒋介石与美国“反华势力”的新一轮斗争。蒋介石使出一切手段，要粉碎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的阴谋。蒋介石甚至亲自与李宗仁面谈，劝李宗仁放弃选举，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李宗仁有美国的支持，倒也气壮，李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最后李宗仁以微弱优势当选，蒋介石在这次“抗美”行动中失利。

    １９４８年底，国民黨军队的败色已浓，美国开始撤回国民黨军队中的美国军事顾问，驻扎在青岛的美国第七舰队也离开中国，美国希望避免卷入国共两黨的内战。蒋介石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却以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予以拒绝。美国不支持蒋，苏联又是蒋的敌人，此时蒋介石可以寻求的外援，只有昔日的敌人日本了。

    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找日本的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请他为国民黨军物色一些旧日本军的出色军官，担任国民黨军的军事顾问。美国的军事顾问太讲民主人權，不允许长官打骂士兵，倒是日军的训练方法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蒋介石痛感国民黨军队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武器，而是军人的素质太差，所以蒋介石想请一批旧日本军官来为他训练军队。

    １００多名旧日本军官组成的日军顾问团于１９４８年底秘密从上海进入中国，为了保密起见，日军顾问团的全部旧日本军官都起一个中国名字。日军顾问团的团长是前陆军中将富田直亮，其中国名字为“白鸿亮”，所以日军顾问团也称为“白团”。日军顾问团进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行作战建议、培训军官、训练士兵的工作。国军兵败退守台湾时，“白团”也跟着撤到台湾，继续担任国军的军事教官。蒋介石经常在日本教官讲课时，亲自坐到第一排座位上听讲，认真做笔记。１９５４年美国与国府签署“华美防卫条约”后，美国重新派军事顾问到台湾。美国军事顾问对蒋介石启用旧日本军人做军事教官十分不快，要求蒋介石辞退日本教官，蒋介石说：“在你们抛弃我们的时候，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不会辞退他们的。”

    在国共内战初期，蒋介石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可是国军却在劣势的共军面前连连败退，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国民黨失败的原因，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好的概括：“其实中共的显著成功，主要是由于国民黨的无能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当初美国并不关心蒋介石政府的存亡，对国民黨政府的失败采取观望的态度。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准备坐视中共解放台湾，也就没有今天的台湾问题了。当时不少美国人对中共颇有好感，但后来中共为了配合苏联反美，加入了可以避免的朝鲜战争，美国此后才下决心保卫反共的蒋介石国民黨政府。

    １９４８年美国大选，因为现任总统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蒋介石为杜威助选更加深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反感。１９４８年底，国民黨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给杜鲁门写信：如果美国不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话，就请美国政府发表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书面宣言，增加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但杜鲁门连精神上的支持也不肯答应，拒绝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声明。蒋介石派宋美龄访问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却要求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已经明白打出了“逼”蒋介石下台之牌，不过蒋介石也不会轻易认输。

    １９４８年底，尽管国民黨还控制着长江以南的地区，但谁都可以看出国民黨政府已经危在旦夕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黨内的张群、张治中等人发起“和平谈判”的倡议，希望以蒋介石下野来换取与共產黨讲和，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美国也支持国民黨的“主和派”与共產黨和平谈判，停止内战。蒋介石却是一贯的“主战派”，反对讲和，但三大战役后，国民黨军队的主力被歼，蒋介石已无法抵挡黨内与美国的要求他下台的压力，被迫宣布下野，让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与共產黨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退居故乡浙江奉化，但仍然担任国民黨总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蒋介石对李宗仁新政权暗中处处拆台，蒋要让美国人知道，国民黨离开了他是不行的。李宗仁曾想让蒋介石出国，避免蒋给他处处制造麻烦。蒋介石却说：“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李宗仁最后终于还是无法与蒋介石抗衡。

    李宗仁上台后，对和谈的前景也甚为担忧。李说：“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產黨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產黨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產黨易地而处，他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 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担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明白要想和谈成功的关键在美国的态度，李宗仁向美国政府请求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制止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李宗仁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如果现在美国拒绝帮助中国阻止共產主义的扩张，今后它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１００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司徒雷登却说：“蒋先生还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中国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不管美国提供多少援助，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美国虽然支持李宗仁，但由于李宗仁尚未掌握实权和有所作为，美国对李宗仁的领导能力有所怀疑，不肯轻易提供大量援助。李宗仁对美国的观望态度十分失望，又向苏联政府进行外交试探，希望苏联出面“压”中共进行和谈。苏联表示可以做国共谈判的中介人，但前提是国民黨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这当然是李宗仁无法答应的。李宗仁的外交作战失败。

    李宗仁向中共抛出了和谈的气球，李宗仁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共產黨军队不过长江，国民黨和共產黨各自在江南和江北成立自己的政府，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共的回应比李宗仁预想的还要严峻，中共首先表明不承认李宗仁政府，中共说：“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而是因为其尚控制着若干军队。”中共方面的条件是：无论如何都要过江，但如果李宗仁与美国断交，帮助中共消灭蒋介石系军队的话，中共可以答应给桂系保留广西的地盘，让桂系军队驻扎两广，广西三年之内不搞土改。中共的谈判条件其实是招降，策反李宗仁。李宗仁的条件是保留南京政府，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一国两府”方案；而中共的条件是李宗仁放弃南京政府，在共產黨的人民政府中担任副主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国两制”方案。由于双方条件相差甚远，谈判破裂。

    和谈破裂后，李宗仁把赌注放在长江防线上，希望长江天险能帮助国民黨军队抵挡中共军队半年左右，在美国人面前搞出点“政绩”，取得美国的支持和信任。一旦美国肯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希望保住半壁江山。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共军队发起渡江战役，李宗仁的长江防线当即崩溃，南京失守，国民黨政府被迫迁都广州。但美国大使馆却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１９４９年６月，美国报纸刊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共新政权的新闻，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美国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指责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表示今后不再援助蒋介石政府，并向中共示意：如果中共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将尊重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

    蒋介石对美国发表这样的《白皮书》十分悲愤，他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针对美国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国民黨政府外交部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指责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在国际损害中國政府的国际威信，在国内瓦解政府军官兵的士气，实为“落井下石”之行为。蒋介石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蒋介石在下野的同时，就考虑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开始把北京故宫的国宝文物移运台湾，又把大量黄金外汇密运台湾，并派最为信任的陈诚任台湾省主席。美国却不满意蒋介石的迁台计划，１９４９年３月，美国派密使到台湾与陈诚密谈，促陈诚脱离南京政府“自立”。美方说台湾“自立”后，可以先派联合国军队驻扎，保护台湾免受中共军队入侵，保证台湾的獨立。但陈诚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密案。１９４９年６月，又传来远东盟军司令部派联合国军进驻台湾的拟议。蒋介石气愤美国人竟然要剥夺他最后的立足之地，蒋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交归盟国。”

    李宗仁迁都广州后，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曾向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虽然已决定不再援助蒋介石，但对李宗仁的广州政府仍抱有希望，并由国会通过７５００万美元援助广州，希望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能够顶住中共军队的进攻，保住两广地区。然而桂系军队在中共军队面前还是一败涂地，美援还没有到广州就失守了，这笔美援最后又落到蒋介石手中。桂系军队被歼后，李宗仁已无立足之地。李既不愿意逃到台湾去受蒋介石的摆布，又不愿投降中共，最后选择到美国“就医”。

    李宗仁一走，国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领导人，必须再推选一位总统。然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辞职时由副总统接任代总统，代总统辞职时由行政院长继任，没有已辞职前总统可以复职的规定。蒋介石却不顾宪法，于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宣布复职总统。蒋介石的此举美国人十分不悦，３月１日下午李宗仁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蒋介石违宪复职总统。杜鲁门总统则于３月２日在白宫亲自接见李宗仁，待以国家元首之礼，表示支持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复职。尽管美国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但却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推翻蒋介石，蒋介石以实际行动让美国明白了他在国民黨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当时美国政界的不少人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共政府，否则中共就会更加接近苏联，危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也数度试图拉拢中共，表示只要中共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就将承认中共政府。但中共还是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美国最后于１９５０年１月撤出了在大陆的全部外交机关和人员，放弃了拉拢中共的努力。尽管如此，美国仍没有干预中共“解放台湾”的意图。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美国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会使用武力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不参与中国的内战，也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美国同时还宣布从台湾撤走美侨。美国的行为等于告诉中共，它可以放心进攻台湾，美国决不过问。

    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共在台湾对岸结集军队舰船，准备进攻台湾，后来传出的一些资料也显示中共上层曾决定在１９５０年合适的时候“解放台湾”。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北朝鲜军队突然向南朝鲜发起了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湾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６月２７日杜鲁门宣布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１９５０年７月，美国向台湾派遣大使，重开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朝鲜战争使国民黨渡过了最大的存亡危机。蒋介石曾向美国建议派国民黨军队到朝鲜参战，却被美国拒绝。

    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虽然有獨裁之名，却没有獨裁之实。因为国民黨中派系很多，蒋介石的号令并不被认真执行，军队也有一部分不听蒋的指挥。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獨裁统治。蒋介石先是改编军队，凡是撤退到台湾的军队都要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保证了蒋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次是改造国民黨，黨员重新登记，排除腐败不纯分子。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就想整治国民黨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要整治腐败打击面太大，超过了蒋介石的权力范围。到台湾后蒋介石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这次整黨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国民黨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大有好转，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在台湾的另一个重大政策就是土改。台湾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由于日本当局采取优待地主的政策，农民的生活比较贫困。蒋介石退居台湾后，学习共產黨搞土改，争取人心。国民黨先在台湾搞减租减息，推行优待农民的政策，然后国家出钱买取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由于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国民黨的土地政策受到农民的拥护欢迎，平缓了“二二八”事件以来台湾本地人对大陆人的怨恨，争得了国民黨政府在台湾的群众基础。

    １９５０年代，蒋介石还对反攻大陆抱有幻想，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但美国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１９５８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访台时对蒋介石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厌恶战争，特别是美国人更不喜欢战争。如果台湾反攻大陆的话，最不愿意看到的必然是保护台湾的美国，所以您的反攻大陆政策其实无异于自杀行为。但是我认为您还是有机会返回大陆的。您先在台湾推行善政，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样板。现在中共大搞人民公社，无疑要引起人民的不满，也许什么时候就会出事。等到大陆天下大乱的时候，大陆的人民看到台湾的繁荣，得知您推行的善政，不是要欢天喜地地迎接您回大陆吗？”蒋介石听后沉默良久，似有所思。

    蒋介石是不是听从了吉田的劝告不得而知，但此后国民黨政府走上了发展经济为主的轨道。由于台湾的资源人口有限，国民黨政府着眼于对外发展经济。台湾以减免税收的方法吸引外资，鼓励创办加工外销企业，着重发展对外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搞獨裁，但在经济上却不乱插手，完全放权给专家们。蒋介石吸取了以前大陆官僚买办经济的教训，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少，建成了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台湾经济。美国对台湾的援助１９６５年以后完全停止，台湾共接受１４多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１９８２年写的《领袖们》一书中说：“尽管１９６５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台湾是二战后美国的盟国中接受美援最少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到１９８０年代，台湾已成为少数的新兴工业国家之一。

    台湾虽然经济发展顺利，但在外交上却是挫折重重。首先是日本试图发展与大陆的经济往来，１９５８年２月，日本钢铁代表团访问北京，与大陆鉴定了２亿英镑的“钢铁５年贸易协定”，向大陆提供建设急需的钢材。随后日本方面又规定对中國政府的通商代表团给予入境方便，允许悬挂大陆国旗。对此蒋介石立即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不给予中共官员外交特权，不允许悬挂大陆国旗。日方对蒋介石的抗议让步，答应不给予中共官员外交特权和不悬挂大陆国旗，台日关系暂时缓解。

    １９６３年８月日本政府又批准向大陆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并向中共提供贷款，台湾再次向日本政府抗议。同年１０月，又发生中国油压机械访日代表团团员周鸿庆叛逃事件。周鸿庆要求日本政府送他去台湾，台湾国府也要求日本政府准许周鸿庆来台，可是日本政府畏于大陆的压力，按照大陆的要求把周鸿庆送回了大陆。此事大大激怒了蒋介石，１９６４年１月台湾外交部召回驻日大使，并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将不惜与日本断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池田内阁派出与蒋介石私交较好的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台，修复台日关系。吉田茂与蒋介石长谈三次，共同发表了一份支持国民黨政府的《吉田书简》，再次缓解了台日关系的危机。

    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２年，对蒋介石来说是坏消息不断。１９７１年５月，日本宣布不再受《吉田书简》的约束，批准向大陆出口重型工业设备；１９７１年６月，美国政府宣布解除对大陆的经济禁运；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投票表决招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黨代表被迫退出联合国；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声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面对美国的背信弃义，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在这时代中，正义与强权，善与恶，黑与白之分辨，日渐消失，贪婪虚伪与混乱笼罩一切……”。

    １９７２年７月，蒋介石突发心脏病，虽然主要是因为年迈体弱，但也不能说与美国背信弃义的精神刺激毫无关系。从此蒋介石病卧在床，很多时间处于无意识状态，但他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终年８９岁。蒋介石死后遗体安放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等待有朝一日安葬于南京孙中山陵墓之旁。

    蒋介石从１９４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靠美国，但蒋介石与美国的外交史，却充满了美国的威逼和蔑视，是一部眼泪与心酸的悲剧史。美国不喜欢蒋介石有各种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蒋介石一味坚持獨裁政治，迷信武力，与美国人的民主意识、和平思想格格不入。蒋介石对政权从不松手，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６年，最多连任２届。１９６０年的总统大选时，蒋介石已任连２届，按宪法规定不能再任总统。可是蒋介石却提出“反乱镇定动员时期临时条项”，不仅再任第３届总统，而且还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７２年再任２届总统，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蒋介石死后，蒋经国放开政治上的獨裁專制，才有今天台湾的民主。

    蒋介石的一生不仅是反共的一生，也是反民主的一生。但蒋介石晚年的獨裁是所谓开明獨裁，在台湾小岛上干出一番事业，重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蒋介石也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２００１年８月８日写于日本

    作者：林思云

关于《集结号》“内战背景”的几个问题 / 子乔
　　
　　
　　网上不少粪青因为集结号的内战背景而攻击这部片子，甚至呼吁“拒看”，在此保存一下我的看法。
　　
　　一、粪青说：不能拍反映内战的片子
　　
　　答：当然可以。《投名状》不也是反映内战的吗？是不是连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也不能拍了？《三国》、《水浒》都是反映内战的，都别重拍了，老版应该禁播，原著应该列为禁书。
　　
　　二、粪青说：不能拍歌颂内战的片子
　　
　　答：当然可以，正如也可以反对内战。文艺作品跟学术著作不同，后者要求中立，有既定立场算是缺陷，而前者没有这个要求。如果因为一部文艺作品的立场而对其进行批判，那就和文革差不多了。GCD净干这事儿，咱不跟它学。《三国》不是也有“尊刘贬曹”的倾向吗？
　　
　　三、粪青说：集结号是歌颂内战、宣传解放军精神的“主旋律影片”
　　
　　答：当然不是，它客观上甚至有“反战”的效果。编剧刘恒说：“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这是创作者的自我表白。在客观效果上，人们从影片中感受到的，不是“伟光正”、“人民战争”之类的概念，而是战争的残酷，进而会产生对战争的厌恶和恐惧。难怪有粪青说，马上要打台湾了，放这种片子会影响士气。实际上左派并不喜欢《集结号》，因为对解放军的描写太“颠覆”了。
　　
　　四、粪青说：国军是抗日英雄，共军消灭他们是不对的（大意如此，有各种形式的表达）。
　　
　　答：这句是最没脑子的，都哪儿跟哪儿啊？
　　
　　从逻辑上说，一只军队或一个人曾经立过什么功，与其日后是否应该被消灭，没有必然联系。站在谁的立场上都是如此。清军没抵抗过外敌入侵（当然战绩不怎么样）？孙中山为何还要消灭他们？北洋军阀没抵抗过外敌入侵？蒋介石为何还要消灭他们？共军不也是抗日英雄吗？蒋介石为何还要消灭他们？战场上你死我活，谁会管对方是不是打过日本人？国军被消灭了，那是他们打仗不行，不是他们不想消灭同是抗日英雄的共军。
　　
　　【子乔按：共军对抗日的绝对贡献当然不如国军——抗战头两年共军才几万人，没国军顶着，中国早完了——但是也对得起自己的实际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极少有人当汉奸）。N年前网上流行一个帖子《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署名社科院张忠义，是个假名），作者是个大牛，文章非常好，只是题目“伤”人。当时我自己也是个粪青，也曾骂过这篇文章，现在不做粪青很多年了，想来十分惭愧。后来作者又写了一篇续文，对前文进行了有力的补充，使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记得在续文或其讨论帖中（见华岳论坛），作者通过疏理日方文献，给出了两个数字：日军在华共伤亡40万人，国共各消灭20万人。虽然我没有亲自研究过，但是作者通过文章透出的作风和能力让我对他产生了信任感。有人说了，游击战哪有那么大的威力？呵呵，您看看伊拉克就明白了，“共和国卫队”消灭了多少美军？游击队又消灭了多少？您想，共军今天端个炮楼儿，明天拔个据点儿，后天打个伏击，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再加上“百团大战”、几次“反扫荡”等大仗，八年下来，那么多根据地，灭20万鬼子并非不可想象。
　　
　　另外，共军阵亡高级将领的绝对数量（最保守的统计，正规军团以上至少80人），比国民党少，但按军队人数计算的相对数量，与国民党大体相当。需要注意的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将领的级别降低了。比如徐向前，红军时是方面军总指挥，级别相当于国民党的集团军总司令甚至战区司令长官，但在八路军中只是师级。红军时期与其对等的刘湘，抗战中即是集团军总司令。八路军早期的团长，红军时期几乎都是师级。】
　　
　　有人又扯到张灵甫，呵呵，您换个角度想想：彭德怀是不是抗日英雄？作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可以算在他名下的战功比张灵甫只多不少。如果国军在内战中遇到了彭德怀，会手下留情吗？只不过张灵甫倒霉，被共军打死了而已（彭德怀的两个兄弟竟在抗战时期被国民党杀害）。
　　
　　至于国共双方为什么打起来，说来话长。先得说“四一二”所引起的内战。
　　
　　“四一二”是蒋介石先动武的。尽管当时共产党也有不妥的地方——渗透、夺权、工农运动过火等等——但是并没有用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计划。
　　
　　蒋介石“分共”、“清党”完全可以，就像夫妻离婚，兄弟分家，合不来就分，很正常。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不能说只许共产党夺权，不许蒋介石夺权（夺权是政党的本能）。
　　
　　但是夺权有很多方式，有本事你也可以往共产党里面渗透啊，难道非要用大屠杀的方式解决不可？共产党当时夺权难道是使用暴力手段的吗？杀别人自己也要付出代价，想到后果没有？
　　
　　在四一二和以后的清党运动中，被杀的大部分都不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而是无辜群众，甚至包含了很多中间派、右派的国民党员。当时如果你恨谁，诬陷他通共即可。大家想想共产党的“肃反”，国民党的当时的清党和它差不多。
　　
　　就算是共产党员，难道都该死？谁煽动工农胡乱杀人，谁手上有血债，你杀谁行不行？难道一个人仅仅因为信仰就该被杀掉？就算该死，也要经过审判，而不是抓起来当街砍头。
　　
　　对执政党国民党和国家领导人蒋介石提出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吧？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与他的性格关系很大。从他早年的日记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暴躁的人，遇事往往不能跟人心平气和地沟通，而是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加。日记中有很多蒋介石打骂佣人、侍从甚至幕僚的记录，当然他事后都觉得自己不对，十分后悔，但是屡教不改，成为终身的痼疾。
　　
　　实际上很多国民党人对分共清党都有反思，白崇禧当时就指出清党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陈立夫更是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说，无辜人民被害者不计其数，想来十分痛心（大意）。
　　
　　大屠杀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一些本不是共产党的人，也被杀得倒向了共产党。共产党从不重视抓军权（否则不会被杀得这么惨）到认识到了“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毛泽东事后痛心地说，过去我们批评孙中山只重视军事而忽视政治，而我们自己却犯了忽视军事的错误（大意）。于是就有了武装割据，有了红军，有了对国民党、蒋介石刻骨铭心的仇恨（49年以后的镇反、反右，可以说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报复行动的延续）。
　　
　　总之，作为国家领导人，蒋介石没有尽最大努力避免流血，没有采用理性的方式处理中共问题，而是实施极端残暴的大屠杀，这是他的一大失策，即便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再说抗战后的内战。
　　
　　以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来说，中共也不会主动打内战（当然中共也做了战和两手准备）。
　　
　　第一、美、英、苏一致主和。特别是苏联的态度，对中共的影响无需多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固然是“弥天大勇”，但这“勇”的背后，却是斯大林几份措辞严厉的敦促电报（毛泽东本来想打，被斯大林制止了）；
　　第二、国内民意（甚至包括解放区）一致主和；
　　第三、由于坚持抗战直至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第四、共军经过抗战虽然实力大增（正规军120多万），但与国军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国军战后的实力也增加了不少，这是被很多人所忽视的。一方面国军人数大增，正规军从抗战前的200多万增加到400多万，并且获得了大量国际援助（包括苏联援助）；另一方面蒋介石借抗战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力量，政令、军令之统一程度，较抗战前大大提高。共产党想象红军时期那样，在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缝隙中发展，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共当时也承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只是想成立联合政府，获得行政院副院长、几个部长、几个省主席和市长的职位。
　　
　　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真心谋求和平，中共不敢率先发动全面内战（局部摩擦从抗战开始就一直存在）。在苏联反对的情况下，要说毛泽东一心打内战，而且算准了能打赢，自己能当国家领袖，那是把他神化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后曾经一度乐观，他对同事讲：“说蒋介石死心塌地反革命，我看未必。”当然，如果蒋介石要打，毛泽东也会奉陪的。
　　
　　【子乔按：苏联虽然给了中共不少武器，但是，一来其数量质量尚不足以决定胜负，国民党有美国援助；二来苏联的政治态度显然更重要，毛泽东当时还不敢跟苏联说“不”。苏联最初给中共武器是为了增加中共的谈判筹码（也是它自己跟国民党较量的筹码），主观上并不是支持内战。如果中共被蒋介石完全消灭了，也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从毛泽东当时和事后的反应看，苏联是真的反对中国内战的。】
　　
　　尽管美国希望中国实行它那样的多党制，也不赞成打内战，但蒋介石一直是拒绝的。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比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力要弱得多。斯大林死前，苏共（或俄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可以说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毛泽东原话），从中共的成立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重庆谈判的实现，无一没有前者的背后操纵。而国民党和美国最多是兄弟的关系。
　　
　　实际上国民党对打内战更积极主动，战后剿共不过是战前剿共的延续。
　　
　　从蒋介石的角度考虑，他一直对中共在宣传、组织、鼓动、发展、渗透方面的能力十分忌惮，深知自己玩政治玩不过共产党，如果继续给中共以合法地位，将会后患无穷，就像此前两次合作的情形——第一次合作共产党从几百人发展到几万人，第二次合作就更别说了——而现在也只能象当年“剿共”那样，用枪杆子说话。
　　
　　正如两个人辩论，其中一个嘴上功夫不行，只好抄起板儿砖解决问题。哪知对方也不是书呆子，第一次剿共“剿”出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最多时的三十万红军，十年都没杀干净，这一次剿共更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其实，当时世界上不少民主国家都存在合法的共产党，也即真正的民主体制可以容纳共产党（现在台湾都有合法的共产党）。更何况，当时斯大林从自身利益出发，建议中共学习法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中共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也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武装暴动转而谋求成立联合政府。
　　
　　可以说，机会难得。如果蒋介石是一个开明的、顺应民主潮流的领袖，他就应该极力避免战争，带领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那样，他将成为举世公认的百年以来第一伟人。
　　
　　可惜蒋介石不是，他不想和别人分享权利，他崇尚暴力，自信“三个月内打败共军、一年之内消灭共军”，于是继续剿共。结果大家都知道：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一党独大，无人能制约，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
　　
　　从蒋介石的角度看，这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也就是说，即使他当初不发动内战，最坏也不过如此！
　　
　　蒋介石剿共除了维护个人权利之外，很可能也包含了崇高的理想——从他的日记看，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在“革命”，消灭共产党这个“毒瘤”也是“革命”。但是，不管主观动机如何，政治家必须对客观后果负责；正如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也是出于美好的愿望。
　　
　　总之，对于内战的直接损失，包括抗日英雄国军的伤亡，蒋介石和国民党应负有主要责任，对于其客观后果——红色江山——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

    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阶段，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曾经建立起短暂的军事合作关系。为推动双方共同对日作战、实现对侵华日军的全面反攻，中共方面以极大的诚意，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与加强同美国的合作，这理应成为双方发展全面合作关系的有利契机。可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者从维护战后在华利益出发，在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和政局发展趋势作出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确定了既要极力扶持国民党，又要尽量避免国共内战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身负调解国共矛盾使命的赫尔利完全倒向国民党一边，采取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其后果是非但国共之

    间的矛盾丝毫没有解决，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和分歧也不断加深，双方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并在随后到来的国共内战中走向敌对。历史本来为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失误却断送了双方“即使不能成为亲密朋友和盟友，至少也不成为死敌”① 的前景。

    一　美军观察组与双方合作的启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身处陕北偏僻小城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立即意识到，这一事件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强调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提出“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②，表达了英美发展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利用身处大后方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了“以美国为主”③ 的国际交往活动。周恩来先后会见过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威尔基、拉铁摩尔，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同美国驻华使馆和许多英美记者也保持着经常性联系。1942 年夏，周恩来多次向美国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派出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开展双方的合作。同年11 月20 日，周恩

    来在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文森特、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希望美国采取措施来改变对中共的政策，这些措施应该包括：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重申美国希望看见中国有真正的民主，承认中共是反法西斯的力量之一，美国对华援助应有一部分给中共。①这些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如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以及外交官文森特、戴维斯、谢伟思等，都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腐败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极为不满，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怀有同情和好感，主张与中共建立和发展关系。根据戴维斯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

    经罗斯福总统与蒋介石反复交涉，美军观察组于1944 年7 月抵达延安。6 月29 日，毛泽东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的问题，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② 7 月13 日，毛泽东向共产国际通报了观察组即将来延的消息，表示将利用国民党的进一步失败，推动美国向它施加更大压力，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③ 中共领导人把观察组的到来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给王炳南的信表达了这种喜悦的心情。“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④ 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后《， 解放日报》于8 月15 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的社论“， 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特意加上去的。8 月18 日，中共中央就中外记者访问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示强调，应把这两件事“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①美军观察组名义上隶属于史迪威将军的驻华美军总部，其任务是搜集与对日作战有关的各类军事情报，当然也包括调查了解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由于其使命的特殊性，观察组与华盛顿的国务院、陆军部甚至白宫保持着联系的渠道。在国民党一直对外严密封锁敌后根据地消息的情况下，观察组的到来为中共打开了一扇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窗口。中共领导人相信，通过美军观察组的亲见亲闻，“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② 不仅如此，还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③ 对于同美军开展合作，党内有人表现出一定的顾虑，毛泽东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此作了解释。他说：与美军开展合作，从全局上看，利多害少。“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④ 9 月9 日，毛泽东、刘少奇明确提出“放手

    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①，要求各地对观察组的工作充分予以配合。

    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阐述中共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就扩大双方合作与美方人员进行深入的探讨。八路军高级将领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分别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情况。中共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向观察组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⑴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

    中共方面把通过己方渠道搜集到的日军情报提供给美方，到抗战结束，中共提供给观察组的情报仅书面报告就多达120 多份。为观察组收集空军和海军作战所需气象情报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在延安和根据地的边缘地区设立气象站和小型电台，配备气象观测人员。据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新四军五师也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进行了有效的情报合作。② ⑵考察敌后根据地。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共方面为其安排了一系列考察活动。从1944 年8 月到1945 年1月，美军人员先后到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绥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得到了大量敌后抗日斗争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考察活动由中央通知各地周密安排，并派出专门人员护送。包瑞德和谢伟思还曾计划通过空降访问苏北根据地，但因困难太大未能成行。⑶营救美军飞行员。延安专门成立了由各根据地代表组成的空地救援委员会，负责协调营救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坠落美军飞行员的工作。以毛泽东名义回赠罗斯福的《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对于帮

    助美军飞行员迅速获救起了重要作用。① 到日本投降时，根据地军民共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102 人，并为此牺牲了110多人。

    中共在这段时间里与美军观察组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是最有效、最具实质性的，双方对此都感到愉快和满意。杨尚昆晚年回忆接待美军观察组的经历时，把这种关系精炼地概括为十二个字，即“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② 谢伟思亦曾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 年7 月到1945 年3 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③二　中共对史迪威指挥权的支持指挥权问题曾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争执的焦点之一。史迪威来华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确认史迪威的职权是：监督和控制所有美国对华军事债助；在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全部驻华美军以及可能划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出席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作战会议和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根据这一谅解，史迪威到中国后便期望和争取拥有对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

    的指挥权，但他的努力遭到视兵权为命根子的蒋介石的强烈抵制。

    有过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惨痛经历，史迪威认识到，蒋介石一心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因而是不可能放手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他来指挥的。

    中共对史迪威的尴尬处境深表同情，提出可以把中共军队纳入史迪威指挥之下。1942 年6 月29 日，病中的周恩来在重庆接受戴维斯的访问。“周将军强调说，在任何试图收复缅甸的作战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指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委员长答应，他愿意率领他所统率的共产党军队参与缅甸战役，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①1943 年8 月，史迪威与邓宝珊、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就同八路军合作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并制订出了一项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在华北采取联合行动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实现沿长江西进或威胁长沙的计划。9 月6 日，史迪威再次提出一项与八路军联合作战的建议，并为此专门致信蒋介石。上述计划均因蒋介石的阻挠搁浅。1944 年7 月，豫湘桂战役形势吃紧，马歇尔准备提议把史迪威由缅甸战场调往中国，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能否在中国把事情办好。史迪威的答复是：要把事情办好，重要的是要对中国军队有指挥的全权。要挽救局势，只有一种可能，即从华北的山西省发动反攻。这种作战需要有共产党的部队参加，他们也应当参加。史迪威向国民党军委会后勤部提出应给予八路军补给，后勤部据此拟定了对八路军的补给计划。后勤部长俞鹏飞看到计划，大骂部下糊涂，在计划上用墨笔划了对角X字，随手丢出门外。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要把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大军调到南方对付日军，也遭到拒绝。史迪威认为：“把封锁共产党置于比对日作战优先的地位，简直是荒唐，其结果也只能

    是灾难。“① 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蒋介石与史迪威为指挥权问题闹得越来越僵，中共却主动提出了设立盟军指挥部的设想。1944 年7 月8 日，朱德对访问延安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说：“指挥中国一切部队的一个盟国最高统帅是必要的。只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中国一切部队的平等待遇，惟有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保证充分利用抗敌的一切武力和克服统一指挥的一切妨害，这一切妨害在过去曾大大阻碍了我们的抗敌方式。除此之外，中国军队没有别的配合方法。”“一个美国总司令指挥中国的一切部队，在中国人民和我们自己的官长与士兵心里，不会引起丢脸的问题，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欢迎有个盟国最高统帅，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指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破产了。”② 他明确表示，他愿意将八路军和新四军置于已被提名为盟军最高司令的史迪威将军的领导之下。③ 几天后毛泽东也对斯坦因说：蒋介石可能不会同意建立盟军司令部，但我们愿意要。在7月28 日与谢伟思的谈话中，周恩来对设立盟军指挥部的提议作了补充，他说：“这种意见的时机还未到来；我们必须等到美国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到达中国和反攻已实际在望。统帅必须是美国人，并且完全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假如得到中央政府同意的话。”④ 9月25 日，朱德向谢伟思再次表示，赞成任命一位美国指挥官来统

    辖全部中国军队。

    1944 年9 月13 日，史迪威在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史迪威告诉中共代表，他愿意到延安访问。他随后向马歇尔汇报说：“他们转告我，愿意在我的指挥下打仗，但是不接受蒋介石任命的中国军官指挥。”此前史迪威曾收到包瑞德的信，信中说：“共产党人愿意同日军打仗，他们的军队有战斗力？？他们愿意在你的指挥下打仗。”① 受到上述消息的鼓舞，史迪威9 月下旬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如下建议：“ ⑴派我赴延安，向共产党人提出如下提议：甲、共产党人承认委员长的最高权威，并通过我接受指挥。乙、红军只用于黄河以北，与中央政府军脱离接触。丙、向5 个师（共军） 提供装备和弹药，并附以支援火炮。丁、让这些红军师保持满员。戊、国民党和共产党停止讨论政治事务，走到打败日军。⑵租借法（军事）

    物资移交给委员长在中国交付分配，附如下谅解：甲、‘X’和‘Y’部队（印缅和云南部队） 有第一优先权。乙、第一批30 个师的其余部分、红军和即将组成的贵阳（州） 部队有同等的优先权。丙、其他部队在没有完全改编之前不予装备。这包括日常补给。⑶指挥权问题，待赫尔利将军建议之命令发布时定案。“② 如果接受这一建议，那就意味着中共军队得到美国的正式承认，并有权参与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③ 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允许的，他毫不犹豫地回

    绝了史迪威的提议。

    中共关于同意接受美军指挥的意见是认真的、慎重的，适足与蒋介石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在与蒋介石的角力中，史迪威成了罗斯福对华政策的牺牲品，他指挥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愿望终未实现。

    三　中共准备配合美军登陆行动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后，以马歇尔、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陆军主张派作战部队在中国的东南部沿海地区登陆，建立向日本本土发起决定性攻击的战略基地。根据这一设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1943 年5 月14 日召开的联合参谋部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建议由美国从东面，英国和中国从西面夹击广州———香港。然后，双方军队携手向华北进军，从那里加强对日本的空袭，如果还不能强迫日本投降，就进攻日本本土。① 8 月，由罗斯福和丘吉尔主持的魁北克会议认为，中国为轰炸日本、袭击日本到南海的交通线和进入日本提供了最好的潜在条件，击败日本的计划的重点仍然是盟军在华北站住脚。1944 年3 月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决定，美军计划于12 月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在5 月命令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从与中国军队配合作战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最理想地区。对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中共方面不止一次地表明了欢迎和乐于配合的态度。

    1944 年8 月23 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主动谈到了美军登陆问题，他说：“我们认为美国必须在中国登陆。当然，这要取

    决于日本的力量和战争的进展。而日本的主要力量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且不说满洲？？如果进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同国共双方军队合作。我们的军队现在包围了汉口、长沙、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在内层包围圈，国民党却远在外围。如果美国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合作，重要的是让我们分别在各自和防区活动？？

    当我们在不同的防区作战时，美国军队就可以看到我们与国民党的差异：我们有民众支持，并能战斗。“毛泽东还说：”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采取合作态度。我们必须合作，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①10 月22 日，史迪威总部外事官员戴维斯、埃默森访问延安。

    在当晚的会谈中，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探讨中共和美军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戴维斯问毛泽东，假如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共产党军队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援？ 毛泽东爽快地回答，会给予全面合作──如果美军的登陆是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而且包括援助中共军队的话。叶剑英在后来的讨论中向戴维斯说明：如果美军在连云港登陆，应投入五个师的兵力，中共愿投入五万名正规部队支援美军的登陆行动；在华北，中共将用正规军和游击队普遍发动进攻，破坏交通线，以钳制住敌人。叶还要求把连云港作为中共军队的补给基地，以补充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周恩来也说，假如美国当局愿意选择其他港口登陆，同样会得到全面合作。中共军队愿意全力参加战斗，并将动员港口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为美军提供劳力和食品。总之，共产党人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合作。② 中共方面相当重视戴维斯提出的问题，12 月初，请美军

    观察组的海军中尉希契专程回国，将一封由朱德签署的信件送达美国军方要人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信中说，如果美军将在中国采取任何战略行动的话，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将尽最大努力进行配合。

    由驻华美军总部授权，包瑞德、伯德、戴维斯一行于12 月15日来延，再度与中共方面讨论军事合作问题，驻华美军总部参谋长麦克鲁尔要包瑞德面告中共领导人，战胜德军之后，在欧洲战场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可能要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列岛的最后攻击。

    并指示他向中共方面了解，当该师在山东沿海中共控制地区建立滩头阵地后，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中共方面能否为其提供物资供应。另外，伯德还带来战略情报局的在山东沿海地区与中共合作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以下要点： ⑴派遣美国特工人员连同中共作战人员，从事破坏日军交通线，飞机场及碉堡等军事设施，全面性地破坏扰乱日本的部署； ⑵彻底武装中共作战人员，以帮助及保护这些从事破坏日军设施的工作人员； ⑶由魏德迈将军选择攻击日本的地点； ⑷对中共215 万名游击队员，提供全套的武器（不包括食物与衣服） ； ⑸成立一所学校，教导中共军事人员，使用美式武器，以及如何从事破坏日军设施、日军交通线路等等的工作； ⑹建立一套情报通讯网络与八路军联络； ⑺提供至少1 万支乌兹步枪给中共人民自卫队； ⑻当魏德迈执行此计划时，要求65 万中共部队及250 万的中共人民自卫队，彻底配合美国作战。①包瑞德等就这些计划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进行磋商，中共方面表明了积极合作的态度，答应向这个师提供物资供应

    和其它帮助。12 月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谈有关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问题，拟出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原则和条件的方案。同时强调，配合必须是有条件的，即美军必须服从中共的政策法令，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入境建立政权，军队开出之前要拟订合作协定，要给中共20 个旅的武器装备等。① 鉴于此事关系重大，毛泽东、周恩来于1945 年1 月通过美军观察组向华盛顿送出一封信，表示愿意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最高当局当面讨论上述计划。

    正像毛泽东与谢伟思谈到的那样，中共一直认为，美军会在中国沿海登陆，而最有可能的地区是山东和江苏。因此，早就对配合美军登陆行动有所部署。1944 年6 月21 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军区：上海可能有英美军事情报机关，他们需要我们根据地和海口作降落场和停泊舰船之用，也是实情。最好办法是要其派代表到根据地谈。或先作某些情报交换，看其可靠程度，再作进一步接洽。

    6 月29 日另电南方局董必武，要他了解：是美国军事代表团还是美驻华使馆询问山东准备的空军降落场和海军停泊港问题，其目的在于临时降落、停泊还是在于作反攻基地用。8 月20 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要求两处收集青岛、烟台、连云港等敌海军的有关材料，并专门建设这种情报工作，供给军委。②从1944 年8 月起，中共中央明显加强了对新四军配合盟军登陆准备工作的指导，并把浙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8 月3 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华中局，要求在上海和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使沪杭两城和沪杭路完全处在游击战争的包

    围之中。① 8 月21 日，毛泽东电告新四军：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我军配合作战。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起义。② 9 月27 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③ 毛泽东、刘少奇11 月2 日致新四军的电报对此作出了具体部署：“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 ⑴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

    ⑵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三、二、四各师调五至六个团南进。

    ⑶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⑷对各大城市工作作出具体布置。⑸对苏浙各区（浙东区、沪东区、杭嘉两区、浙西区、浙南区、苏南各区） 作具体布置。“④ 1944年底，毛泽东依然认为美军可能在中国登陆。⑤ 1945 年2 月24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美军登陆是必然的“⑥，要求新四军的苏南、浙东、皖南各部队在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华中局应该充分做好迎接美国人的各种准

    备。根据中央的部署，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奉命率三个团于1944 年底渡江南进，开辟浙东，准备建立苏浙皖根据地。与一个月前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湘粤边一样，此举是中共中央为迎接全面反攻作出的精心安排。

    如上所述，中共在与美国最初的合作中表现出了充分的诚意，并且期待双方合作的扩大和发展。令人费解的是，中共方面的积极态度为什么没有引起华盛顿的应有重视和对等反应？ 双方的关系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密切反而渐行渐远？ 处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国际国内局势中，肯定是多重因素的复合作用造成了这种结果，概要说来，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二是赫尔利的不良作用；三是美国对日作战军事战略的变化。

    四　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死结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罗斯福对中国问题十分关注，并从建立远东战略格局和维护美国长期利益的层面加以筹划。

    长期担任国务卿的赫尔这样概括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在中国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

    第二个目标是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

    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① 罗斯福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目标不言自明，第二个目标的实质，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稳定的自由主义的亲美的国家，在战后的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取代日本成为与苏联抗衡的力

    量，帮助美国实现控制远东的战略意图。尤其是当对日本的胜利已经可以预期时，罗斯福已经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考虑中国问题，并据此确定近期对华政策重点，一是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二是努力避免中国陷入内战。

    罗斯福对华政策的目标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中国局势的发展。实际情况是，掌控着中央政权和主要行政、经济、外交资源的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实行民主改革，对日作战极度被动，却用几十个师的兵力封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中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的同时，广泛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顽强地生存并且成长壮大起来；抗战之初建立的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只剩下一具空壳，国共矛盾持续加剧大大增加了爆发内战的可能。可能是受到驻华使馆官员对中国形势看法的影响，罗斯福在1943 年9 月与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便流露出对中国内战的忧虑。“他（罗斯福） 最担心的是在击败日本后爆发内战。那时的危险是苏联将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进行干涉，西方列强将出于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强迫而支持反共的一方。他说，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我们曾经目睹的内战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战争的规模更大，内在的危险更严重。他认为，战后最有可能出现麻烦的地点就是中国”。① 如果听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不仅罗斯福战后的远东安排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一旦美国被拖入同苏联的战争，必将重现一场世界性的战乱与灾难。这是罗斯福绝对不希望看到的。

    华莱士副总统1944 年6 月访华时，就代表罗斯福一再向蒋介石说明对国共问题的关切，并表示美国愿意居间调解。尔后罗斯福又

    任命赫尔利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争端。

    无须怀疑罗斯福弥合国共冲突、避免中国内战的努力，可他对中国问题的介入，并不是站在与国共等距的中立立场上，而是从一开始就偏向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虽然史迪威、高斯、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在报告中再三陈说，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危及其政权的地步，蒋介石无意于对日作战，只想保存实力打内战，美国不应对蒋介石抱过高的期望。连华莱士也提醒罗斯福：“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

    战后中国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①但罗斯福却坚持认为，蒋介石尽管不愿意同日本人打仗，却表示愿意同美国”站在一起“，拥戴美国”负起领导责任“，甚至可以做到”违背我们自己的判断“来”支持美国的政策“。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使委员长高兴“。② 罗斯福在1943 年3 月8 日致信马歇尔，批评史迪威同蒋介石打交道的方式，强调蒋介石是”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不能用”对待摩洛哥苏丹的方式“来对待他。③ 罗斯福认为，对目前的中国而言，蒋介石是个不可替代的人物，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在政治上他必须支持蒋介石“，”我们还是得依靠他们“。④ 赫尔利奉命使华之前，罗斯福向他交待，自己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参

    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为什么罗斯福对史迪威等人的意见置之不顾，决意支持他自称并不了解的蒋介石？ 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蒋介石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又与美国结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国关系。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罗斯福要利用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建立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排除英国和苏联的影响，使中国在战后联合国的组织中，与美国完全一致地行动。所以，当蒋介石就史迪威问题最后摊牌时，他作出了召回史迪威而迁就蒋介石的决定。① 罗斯福把中美关系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用他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话说是“赌错了马”。摸透罗斯福心思的赫尔利，正是牢牢抓住“扶蒋”做足了文章，从而把美国对华政策一步步引入死胡同。

    罗斯福决定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未必真是想与中共发展实质性的合作。促使他下决心的，也许是戴维斯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行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

    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② 后来就有美国学者指出：”总统主要关心的，是收集

    情报和利用迪克西使团作为使中国两派达成初步联合的手段。罗斯福的言论和行动并不表明他打算单方面或违反国民党的意愿支持共产党人。“① 1945 年3 月中旬，罗斯福与斯诺有过一次长谈。

    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记述，罗斯福对国共谈判没有进展感到失望，他对斯诺说，蒋介石对共产党要求的某些类似人权法案的保证“提出了一些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而在他看来，共产党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认识到中共作为游击区的实际政府正在日益增长的力量，正在考虑直接帮助中共抗击日本，打算在美军更加接近日本本土时，将物资和联络官员运送到华北沿海地区。斯诺问他“， 我设想，我们的立场是，只要我们承认蒋政府是唯一政府，我们就必须只通过他来向中国供应所有的物资，对吗？ 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是吧？”罗斯福回答：“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双方联合起来。”② 这段谈话往往被用来证实罗斯福有意援助中共，然而谈话给斯诺留下的印象，是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府，成为统一和进步的中国的核心”。③ 即便是他在考虑向中共提供一些帮助，也不过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

    如果罗斯福愿意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致力于发展双方的军事、文化、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他是有机会做许多事情的。他可以批准分配给中共以部分美国援华物资，可以同意双方就共同对日作战开展合作，可以阻止赫尔利对双方互信的破坏，甚至可以安

    排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倘若他要做这些事，恐怕没人能够阻挡他。答案只有一个：并非他不能，而是他不想。这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区隔，也有实际利益的考量。直到去世，罗斯福没有采取任何帮助中共的实际措施，没有赋予低层级的美军观察组以更重要的使命，也没有提升与中共关系的打算，反倒任由赫尔利把观察组搞得七零八落，对精通中国事务并对中共持同情态度的戴维斯、谢伟思等进行排斥和打击，听任他公开宣布美国的政策是只支持蒋介石政府。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领袖，罗斯福出于对共产主义本能的戒备，不能容许未来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国家。在罗斯福看来，在战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只能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共注定只能扮演一个配角。而美国同中共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只会抬高中共的政治地位，增加中共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与他所争取的由蒋介石统一中国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中共作为一大政治力量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绕过中共求得中国问题的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由国民党作出某些让步，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进行适当的民主改革，吸收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①，同时保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不变。假如没有苏联的支持，力量处于弱势的中共只能无奈地接受他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罗斯福先是于1944 年5 月要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斯大林转达他的口信：他相信蒋介石“是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当遭到破坏”。随后又背着蒋介石在雅尔塔会议上与斯大林做起了幕后交易，以牺牲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换取苏

    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

    罗斯福扶蒋但不支持内战的对华政策，本身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问题的实质在于，最想打内战的恰恰就是蒋介石而非中共。美国越是支持蒋介石，越是不肯同中共发展关系，有恃无恐的蒋介石用武力消灭中共的欲望就越强烈，内战爆发的可能性越大。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已经看出罗斯福对华政策潜藏的危机，经美国驻华使馆全体官员讨论，由使馆代办乔治。艾奇逊于1945 年2 月28 日发给国务院的电报警告说：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蒋的实力感，并导致了他的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和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另一方面促使中共确信，美国已经决定“只单独支持蒋”，从而迅速扩大和加强了它的军事行动。美国如果继续执行只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在中国发生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灾难性的内部冲突的可能加速爆发”。① 以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真是如此。

    五　赫尔利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反映了他对复杂的中国情势缺乏透彻的了解，对蒋介石和中共的估计都有失误，而派赫尔利这样一个头脑简单、行事乖张的人全权处理对华事务，更是一个极大的失策。本来，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扶蒋是基本的方面，但也是有条件的，包括在必要时向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罗斯福与斯诺的谈话也表明，他并未完全排除将来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尽量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和灵活的姿态，对美国

    政府来说无疑是较为明智的。赫尔利介入国共矛盾的调停后，很快就把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丢到脑后，无原则地迎合蒋介石与国民党，把所谓的“调停”变成了国、美对中共的联手打压。

    赫尔利刚到中国时，还有意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他在与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的谈话中表示，中共应得到合法地位，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他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援华物资也决不偏重某一方。① 他还曾对谢伟思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要让共产党得到武器！”在1944 年11 月初对延安的第一次访问中，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与中共达成以建立联合政府为核心的五点协议，并主动在草案上签了字。陪同赫尔利参加谈判的包瑞德注意到，赫尔利“离开延安时是满怀希望的，并且情绪很好。他确信，不仅这些建议的条款是公平的，而且委员长也有接受它们的理由，即便不会全部接受，至少也会接受足够的部分以利于促进谈判”。② 赫尔利返回重庆后对戴维斯表示，协定的内容显然是公正的，如果谈判失败，那是政府的而不是共产党人的过错。然而，当国民党拒绝中共方案后，赫尔利居然若无其事地对周恩来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他摇身一变，反过来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旨在消解中共军队的三点反建议，从而失信于中共。即便如此，中共仍表示“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③，可赫尔利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此后依然翻云覆雨，我行我素。

    赫尔利把支持蒋介石当成了他最高的和惟一的使命，他的做

    法引起了在华美国外交官的普遍不满。接到有关的报告后，国务院向赫尔利提出质疑。在1944 年12 月24 日答复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询问时，赫尔利为自己辩解说：“我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是： ⑴防止国民政府崩溃。⑵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① 1945 年1 月15 日前后，赫尔利致信罗斯福，再次声称：对他的指示“当然”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和支持蒋介石，同时统一中国的军队，尽可能地帮助政府自由化，并促成一个统一、自由、民主的中国。对于赫尔利的说法，罗斯福未作任何否定或修正。1945 年1 月16 日，赫尔利向使馆工作人员宣布，美国人呆在中国是为了确保一切军事和政治派别都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

    曾经暗地里帮助蒋介石赶走史迪威的赫尔利深知，最让蒋介石耿耿于怀的，是史迪威力主与中共军队联合进行对日作战并向中共军队提供必要的援助。为避免重蹈史迪威的覆辙，他蛮横地拒绝一切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提议。得知驻华美军总部麦克鲁尔的计划后，他在1945 年1 月14 日写给罗斯福“亲览”的信中告起了“御状”，说：魏德迈属下的某些官员“起草了一个关于在共产党统治地区使用美国伞兵部队的计划，还计划在游击战中由美国人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们就根据美国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确定了计划，完全绕过了国民政府。美国的补给直接装备共产党的军队，这恰恰是共产党想要的，他们自己的身份得以确认，又装备了他们自身，同时毁了国民政府”。② 2 月7 日和18 日，赫尔利两

    度致函美国国务卿，重申上述意见，并说：“我们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中国统一军队和统一政府成为事实之前，所有的武装军阀、武装游击队和中共军队，必须毫无例外地服从国民政府的统治。”

    “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原则和方法。”①美军观察组多次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物资援助的要求，均遭到了赫尔利的否决。赫尔利认为，对中共的援助只会破坏他让国共达成和解的努力，坚持中共必须先向国民党让步并达成协议，然后才有得到美国援助的可能。他在1945 年1 月31 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声称：“在我与共产党的所有谈判中，我都坚持，美国不愿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或反对国民政府的叛乱者而向它提供物资供应或给予其他援助。美国对共产党的任何援助都必须通过中国国民政府给予该党。”② 为此，赫尔利拒绝了朱德1 月22 日提出的美国军方贷款2000 万美元用于策反汪伪官员及军队的建议。赫尔利后来写道：“如果我们同意共产党的计划，或者准予朱德提出的租借法案援助和财政援助的话，那么美国支持蒋介石作为军队的大元帅和政府的主席，防止国民政府崩溃的既定政策就会失败。

    尽管朱将军所要求的财政援助最终可能会证实比从美国进口相等数量武器弹药用于反对日本更加节约，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这种帮助将等于向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提供武器，因而是个危险的先例。“③ 这清楚地说明，在赫尔利看来，对日作战可以置之不顾，只有对是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有利才是他判断是非的标准。

    对于延安提出的毛泽东、周恩来访问美国的计划，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故作神秘地说：“我听到了这一计划的风声，直到共产党向魏德迈将军提出毛泽东、周恩来将去华盛顿与您秘密会谈时，我才知道这一计划已提交给共产党了。他们要求魏德迈将军就他们拟议中的访问您一事向国民政府和我保密。”① 他竭力主张罗斯福拒绝会见共产党人，而加紧准备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设法赢得苏联对蒋介石的支持。② 罗斯福听从了赫尔利的意见，从而错过了一个修好与中共关系、重建相互信任的良机。

    赫尔利的乖戾与专横还表现在对他的美国同僚的无情打击上。为了压制对华政策上的不同声音，赫尔利先是把包瑞德排挤出观察组，又把戴维斯排挤出驻华使馆。他恫吓重新回到中国的谢伟思：要是想作什么手脚来妨碍我，那么就要叫你倒霉。使馆政治科科长林沃尔特曾把有关中国战场的一些报告发回华盛顿，这些报告明显地不利于国民党。赫尔利看了报告的副本后，拔出手枪声嘶力竭地吼道：“你是说你把这个发给他们了？ 有人犯的错误比这轻，都被我枪毙了。”③ 他宣布，今后美国的政策由他说了算，而他的原则是不准发送任何有损美国政策的函电。除非经过他签字，否则任何材料不得上报。④ 赫尔利的飞扬跋扈激起了美国驻华人员的群愤。2 月28 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逊利用赫尔利回国的时机，向国务院发出由使馆全体外交官集体讨论、谢伟思起草的长电，对赫尔利一味袒护蒋介石的政策提出严厉批评，建议美

    国政府明确告诉蒋介石，美国将与中共以及其他能够在对日作战中提供帮助的集团合作。赫尔利看到这个电报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起草电报的谢伟思。1945 年4 月2 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势力。① 这一讲话成为中共与美国关系倒退的标志性事件。在赫尔利返回中国之前，罗斯福只是轻描淡写地嘱咐说，现在要尽量对他们（共产党） 宽容，尽量说有利的话，不要破坏你有可能使中国武装力量统一的基础。赫尔利回到中国，立即对美国驻华官员进行了清洗，凡是与28 日长电有关的人员都被调离岗位，谢伟思也不得不黯然离开中国。

    直到1945 年11 月最后辞去驻华大使一职，赫尔利长达15 个月的“调解”不仅未能缓和国共之间的紧张状态，却使得美国与中共的矛盾日益凸显。甚至一些处在旁观者位置上的美国人对此都看得很清楚，美国财政部的驻华代表爱德乐曾经写信给部长摩根索说：总统的那位特使完全误解了和歪曲了现实。亟需华盛顿施加压力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人。蒋介石抱有一种“拼死的愿望”，一种加快发动内战的劲头。赫尔利继续迎合蒋介石的反动的、死不妥协的立场，他不断铸下的大错很可能导致内战，使共产党人完全同美国疏远，并使中国变成苏美冲突的焦点。②与赫尔利鼓噪起来的反共声浪相比，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赫尔利带给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破坏性作用是巨大的，谢伟思将其称之为“一个灾难”一点也不过分。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也对赫尔利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

    至少可以避免彼此交战？？赫尔利特使对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合作所做出的反应是草率和漠不关心的，这种合作很快成了泡影。“”这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美国人，爱好浮夸，头脑简单？？他采取的愚笨的调解和消弭内战的办法，是让蒋介石把他的想法整个接收过去。赫尔利违反美国驻华大使馆全体同事的主张，一味给蒋介石加油，拼命向他供应美国物资，完全不顾后果如何。到头来，他自己当然也从画面上消失了。但是他的政策在华盛顿还是被继续遵循着，终于导致美国被中国远远踢开。“①六　美国军事战略变化对合作的影响导致中共与美国关系受挫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对日作战军事战略的变化。前文说到，美军确曾有过在华东沿海登陆，以此为战略基地向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的计划。美军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必须得到实际控制着华东沿海地区的中共军队与游击队的配合。

    戴维斯、谢伟思等美国在华外交官力主发展与中共的军事合作，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然而，还在1943 年11 月开罗会议期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跳岛进攻的进展和中缅印战区的胶着状况，已经使美国的决策者确信，从太平洋岛屿发动进攻可以打败日本，而无需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陆战。尤其是在日军通过“一号作战”占领了美国在华南的空军基地之后，美国已放弃了在中国登陆的一切想法。1944 年7 月，罗斯福在美军攻占塞班岛后亲自飞往珍珠港，与麦克阿瑟、尼米兹商量下一步作战方向，正式批准了以菲律

    宾而不是台湾为进军方向。① 10 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既无须从台湾也无须从华东沿海登陆。与此同时，史迪威也得到来自华盛顿的讯息：尼米兹所宣布的将在中国口岸登陆，仅仅是诱敌，美国对占领香港、广州已无兴趣。对厦门、青岛还有兴趣，但仅仅是为了将日军牵制在中国。美国决不愿在中国大陆使用大批军队。史迪威在10 月4 日的日记中写道：“很清楚，陆军部和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战区（指中国战区） 已经抹掉，对我们已无所盼望。（美国） 军队不会送来了。”②大约在同意撤换史迪威的同时，罗斯福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他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登陆的设想，“关于中国大陆上的战争，我们必须让俄国人来进行”。③ 苏联同意出兵东北和美国原子弹研制的顺利进展，都预示着对日作战将会迅速结束，代价巨大的华东登陆行动已经变得没有多少意义。对最高当局已经取消登陆计划毫不知情的不仅是驻华美军总部的外交官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连国务院方面似乎也不明就里④，如1945 年1 月29 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的备忘录仍提议：“如果对日作战在中国沿海地带进行，我

    们就建议我们的军事当局准备武装他们认为能够有效地用来打击日本人的任何中国军队，而且他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将此通知中国军事当局。“① 3 月1 日中国科起草的另一份备忘录也说：”如果美国的军事行动能得到中共军队的合作，我们应该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弹药。“② 两份文件都提到，如果美军的登陆行动能够得到中共军队的支持，就向中共提供援助。华东登陆计划的取消，对美国方面而言，意味着与中共合作的客观需求大大降低了。对于一向讲求实际的美国人而言，有求于人与无求于人，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七　中共对美政策的重大转变中共期望与美国合作，并且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但对美国不肯扩大合作甚至拒绝合作也有思想准备。还在1944 年8 月，中共南方局即致电中央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谨慎。对于国民党，罗斯福一面不满意蒋介石的法西斯倾向及抗战不力，一面仍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他，希望他用宪政的方法争取多数人拥护来和我们对抗。对于我党，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同时又怀着很深的戒惧。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造成中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③ 毛泽东十分重视并肯定这篇电报所作的分析。在赫尔利调停过程

    中，中共既尽量保持克制与其维持有条件的合作，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1944 年12 月，包瑞德受赫尔利派遣到延安劝说中共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毛泽东气愤地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①“我们不象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象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的行走。”② 1945 年1 月25 日，赫尔利提出一个与宋子文共同策划的四点方案，内容是：在行政院下设立战时内阁；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各一人组成；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中共军队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整编委员会成立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③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揭露了赫尔利的险恶用心：“这是将中国的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④ 史迪威当初提出指挥中共军队，是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现在赫尔利重提设立美军指挥官问题，目的是战后控制中国的局势，性质完全不同。中共对此洞若观火，断然拒绝了赫尔利的方案。2 月初，毛泽东又特别叮嘱周恩来，今后“史迪威式之指挥全国军队，请勿强调”。⑤赫尔利关于美国只支持蒋介石的谈话发表后，中共方面迅即作出反应。重庆《新华日报》于4 月5 日发表评论驳斥赫尔利的言论，称他完全误解和歪曲了共产党人真诚地争取和美国合作以抗击日本这一事实，他所奉行的政策只会“加重混乱，推动内战，延缓

    胜利“。① 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中共中央判定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走向扶蒋反共，并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对美政策。

    6 月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在为七大所作的结论中，他郑重提醒全党，要注意斯科比式的外来干涉的危险。中国有可能变成以美国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②“美亚杂志案”发生后《， 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时评《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毛泽东撰写《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文，公开点名批判“赫尔利之流”的对华政策。同时采取措施，限制美军观察组和美军人员在解放区的活动。这表明，费尽周折建立起来的中共与美国合作关系快要走到了尽头，只要美国对华政策不做根本的改变，双方最终走向对抗只是或迟或早的事。

    （作者于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大家看以下我的资料　相信有共识了吧！
　我个人对那段历史很痛心　一党专政的害处太多　比如现在　如果当时不打内战　成立联合政府　有多党制　国民党好　我们支持它　gcd好我们投它的票　那像现在　几个太监陪一个太子读书　还自称什么特色的（下面我不敢说了）　以至官场上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拉帮结派　内讧严重　只能哀叹　中国人民太不幸　遇到的皆是暴君　哎！苦难的命运多舛的祖国和人民！　我哭！

回复 20楼 的帖子

哈哈，不知道你这话让美国人看了是什么感觉。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想想就可以了，GCD由爬雪山过草地的几万人，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最后把国民党赶出大陆，你能抱怨因为前苏联一直在背后支持？当时国民党可是飞机大炮样样俱全。
你不从本质看问题，净找这些有道理么？武器先进是决定战争的决定因素么？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了，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才是战争取胜的根本。你国民党占了多少？
退一步来讲，就算是有苏联的援助，内战开始时，GCD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武器装备上，也都不及国民党，这个你否认不？你是不是想说，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别的国家帮助了GCD吧？那我就想问问你了，在内战开始时，GCD无论从那方面都是不能同国民党相比的，为什么人家不支持你国民党而来支持看起来毫无前途的GCD呢？美国没支持你国民党？难道他来支持GCD了？
纵观历史发展，朝代的变更，都是有其本身的原因，败就是败了，还找什么理由？找理由能改变历史吗？

说了半天，没说到根子上。共产党为什么要有军队？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你死我活的斗争贯穿于1927年到1949年，这是基本的政治斗争原则。楼主及一些人的祖上被共军消灭或者赶到了台湾岛，就是败了，台湾，国民党再好，也还是在美国的卵翼下苟且偷生。别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整天在嘴里磨叨着“一不小心，孩子就被狼叼去了”。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就是怨到穷精皓首也白搭功夫，为了安慰自己，买个门槛捐了吧！

共产党要感谢的人

我们试想下.如日本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张学良杨虎成不发动西安事变.如后来不国共合作.能从3万变120万嘛？40倍呀。3万元起家要到120万也非易事.给十年时间.时也.运也.

chuchuda除了谎言和会转贴一些某党的御用喉舌的文章外，不会自己翻查资料自己思考的吗？

[[i] 本帖最后由 fly_pwdboy 于 2008-1-30 14:10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chuchuda[/i] 于 2008-1-30 01:29 发表 [url=http://66.90.77.253/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293957&ptid=794939][img]http://66.90.77.253/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首先，美国人并非不慷慨，抗战时期美国本打算支援中国90个师的美械装备，但是国民党政府却把其中的许多物资贪污敛财了。所以，在抗战时期美国只支援了蒋介石39个师的美械装备就减少援助了直到后来中国内战的爆发。可 ... [/quote]

哪个国家没有腐败？
但是，所谓，美国对国民政府的腐败问题，绝大多数是史迪威那个严重歧视中国人的驴子为了篡夺中国战区的指挥权从而故意渲染并可以夸大出来的，对政府和政府之间的结算不用官方牌价而用黑市价去计算，当然算出来的结果有很大差异；将大部分援华物资扣在印度，而不交费中国政府，却向美国政府报告，那些物资已经交付中国战区....加上中共别有目的的摇旗呐喊。

你自己去看看陈纳德将军的说法，和史迪威截然相反。自从陈纳德将军可以直接给罗斯福总统报告以后，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战区的情况才有一点点清楚地认识。

其实美国政府答应给中国的援助并不比苏联少很多，在对华租借援助问题上，经过中方的交涉，１９４１年７月下旬，美方曾允诺当年交付２．４亿美元的军火，翌年再交付５亿美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一），第４５９—４６０页。〕。至８月１５日，宋子文已与美方拟订了６亿美元的租借援华清单，包括２亿美元的飞机、１．７５亿美元的军械、７６００万美元的卡车等运输工具，以及其他物料及运费。
但是，最后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１９４１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约为２６００万美元，仅占当年美国提供给各国租借援助总额的１．７％；以后几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数额以及占美国对外租借援助总额中的比例分别为：１９４２年，１亿美元（１．５％）；１９４３年，４９００万美元（０．４％）；１９４４年，５３００万美元（０．４％）；１９４５年，１１．０７亿美元（８．０％）〔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350〕。

最重要的是，回惠租借援助协议的交涉，也遭到史迪威的恶意重伤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一个步兵师日消耗物资为 530 -590 吨； 而驼峰航线1942年全年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只有4732吨。1943年9月，驼峰航线运输机248架(其中美国陆军运输队225架，中国航空公司23架)，空运量为6332吨(其中美国陆军运输队5198吨，中国航空公司1134吨)。1944年全年驼峰空运量231219吨，其中分配给美军第14航空队125146吨，占54%；分配给驻成都的美军第20航空队及其他美军76824吨，占33%；分配给中国军队2924吨，占13%。完全不够驻华美军自身的消耗，中国政府补贴了绝大部分驻华美军的开销。

自１９４２年下半年起，向在华美军和官方机关提供物资、劳务，修建机场和其他军事基地，已成为中方重大的经济负担。１９４２年底和１９４３年初，中美双方曾非正式地就签订回惠租借协议交换看法，以冀解决上述问题。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美方向中方提交了回惠租借协议换文草案，其中规定，中方应向美方提供四个方面回惠租借援助〕。５月２１日，美方照会中方，把回惠租借援助概括成：（１）向在华美军和美国机关直接提供物资和劳务；（２）提供中国货币，使美国军队和机关可用于在中国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获得物资和劳务，并支付其他用途，美国政府将为此而不时地向中国政府支付美元。该照会并提出，中方提供的第一项援助（物资与劳务）将全部记入租借帐内，第二项援助（中国货币）中的一部分，美方将按照中国官方汇率支付美元，另一部分亦将记入租借帐内。

但是因为史迪威的破坏，中美回惠租借援助协议并没有正式达成。

应当指出，尽管中美之间未能正式达成回惠租借协议，中国仍然不断地向在华美军和机关提供物资和劳务，垫款数额甚巨。当然，在清算垫款时，双方不无分歧，有关的交涉旷日持久。中美双方先后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４６年４月商定双方的垫款额及清偿额。自１９４１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９月，中方对美垫款总额为２４５９４０３８０５６９．６０元，美方实际清偿１４７９７０１９３９８２．２０元，未清偿的９７９７０１８６５８７．４０元〔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署编《美国垫款及反租借节略》所列数额统计，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１１卷，第６５１—６５７页。〕，由中方将其列入回惠租借帐内。这个数额如折合成美元，无论按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中美双方初次清算垫款时的折合率（１∶１１８），还是按清算１９４５年９月垫款时的折合率（１∶９２１），都是一笔为数不小的资金。

中国在获得美国租借援助的过程中，也向美方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回惠租借，包括供给美方物资和劳务以及相应垫款。仅从１９４２年７月到１９４４年年底，中方向美方垫款总额已达５００８１０５余万元，并且是延至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和１９４５年６月才分两次给予部分清结的。

这一垫款额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财政意味着什么呢？它相当于从１９４２年度至１９４４年度国民政府财政实收总额１０３２１４０２余万元的４８．５％〔（５）ｍ〕；约占这三年国库收支逆差总额１９９９２１０４余万元的２５．１％〔（６）ｍ〕；相当于１９４４年的货币流通总额１８９４６１００余万元的２６．４％。诚如战后所指出的，中国是在“抗战极艰苦，财政极困难的年代里，履行反租借（即回惠租借）义务的。

中国对美巨额回惠租借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它大大加剧了国统区原已存在的物资匮乏、物价腾涨、收支失衡、通货失控的局面。为了履行回惠租借的义务，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

[quote]原帖由 [i]waqqwqk[/i] 于 2008-1-30 02:17 发表 [url=http://66.90.77.253/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294595&ptid=794939][img]http://66.90.77.253/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哈哈，不知道你这话让美国人看了是什么感觉。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想想就可以了，GCD由爬雪山过草地的几万人，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最后把国民党赶出大陆，你能抱怨因为前苏联一直在背后支持？当时国民党可是飞机大炮样 ... [/quote]

你还在继续你的谎言啊？
“内战开始时，GCD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武器装备上，也都不及国民党”？
抗战结束时，中国或许确实在在人数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不及国民党。但是，假装和谈骗得国民政府自剪羽翼，加上中共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和俄寇的大力扶植。
共军和国军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此消彼长

内战开始时，
共产党正规军120万，非正规军260万，合计380万

国民党正规军200个师（旅）约200万，非正规军74万，军事院校、警察、后方军事机关等等156万。合计430万。（《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

这个数量相差很大？装备更不用说了，经过俄寇的武装，国军5大主力和共军比都相形见绌。

注意一点共军的实力统计是仅仅包含作战部队的连绝大部分后勤保障人员都没有计算在内，而国军的数量是连警察都包含在内的。

[[i] 本帖最后由 fly_pwdboy 于 2008-1-30 14:12 编辑 [/i]]

在大陆只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国民党消极抗日，内战也是国民党挑起的。为什么楼主还有不同的说法？难道历史的教科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更改的吗？

[quote]原帖由 [i]waqqwqk[/i] 于 2008-1-29 06:27 发表 [url=http://66.90.77.253/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271017&ptid=794939][img]http://66.90.77.253/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回三楼，你本身就是个WW。
不错，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人不多了，至于那120万人怎么来的，呵呵，不怕你笑话，都是人家自己进来的，而国民党呢？几百万人里面有多少被抓的壮丁啊？人越来越少，是不是跑的越来越多啊？此 ... [/quote]
本回贴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1946年土改至1956年合作化，中国的生产力并没有大的变化，为什么生产关系有截然相反的变化呢？
“得人心者得天下”，某些人脸皮真厚！1989年的事情说明了什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如果说我打不过土匪，我认！别拿什么“历史”“人心”骗人了！！！

[[i] 本帖最后由 shishiqin 于 2008-1-30 16:31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rowintin[/i] 于 2008-1-29 12:25 发表 [url=http://66.90.77.253/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275990&ptid=794939][img]http://66.90.77.253/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想翻案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其实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对GCD加紧防备控制、甚至消灭的决心一直就没有消过，这点恐怕谁也否认不了。
    而GCD对于蒋委员长的动向的掌握也很及时准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准 ... [/quote]
实事求是地讲，共产党走武斗的道路是不得己的。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尽管GCD采用了极端路线，但国民党方面采取血腥政策而不是民主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认为是没有错的。这一对策是针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当时中国工业实力不足，所以中国只能等待外来援助。我认为蒋介石最后等到了，那就是“珍珠港事变”。

都在准备,一面之辞都不可信,多找资料看看才会有真相

[quote]原帖由 [i]chuchuda[/i] 于 2008-1-29 23:45 发表 [url=http://66.90.77.253/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2291868&ptid=794939][img]http://66.90.77.253/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７楼的可笑之极　军队的战斗力是在战斗中培养出来的　消极避战是不可能培养出强悍的战斗力的！gcd在朝战的表现不用我说了吧！
　我们　讨论的是内战　满　蒙是后来才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但在当时　我认为是 ... [/quote]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说的WW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是骂人的话呢！

　　　fly_pwdboy 我简直哭笑不得　你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　完全不是客观公正的立场！
　　　当时　gcd有１９个根据地　但都是被分割状态　内战开始时　gcd不可能获得大规模的援助　即使在东北也是这样　２年后东北局势稳定后才有可能（仅是可能性）　而当时gcd是胜利在望了　援助不起决定性作用　比如鄂中李先念６万人　周围被３０万国民党军包围　他们从那得到苏援？还让人家突围了　搞笑　干什么吃的？自己不争气　怪谁？　　　
　　　　gcd的本质是现在变了质　我们今天认识历史，如果拿现在GCD内那些腐败分子、马屁分子去和当年的GCD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GCD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能够从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井冈山上打旗帜的时才８００人啊　没有民众的支持可能吗？就算是有外援也要有人加入　特别是有人为你卖命才行啊！ 你大概是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发泄到历史中去了！

在台湾论坛上看的关于对毛泽东诸多网友有不同看法，有崇拜他的，有憎恨他的。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好一些，那麼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麼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对制度也是一样。那麼，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历史将怎样演化呢？


我认为，首先不会有机会执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时，的策略只要错一点点，就不会有後来的全国胜利，无论是象王明那样左或者象陈独秀那样右，都不行。因此，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可以合理地推论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直到七十年代末。实际上，亚洲的许多国家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毛泽东，所以革命才惨遭镇压，如菲律宾，印尼都是这样。这一点就象足球教练的天才对球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而蒋介石这套统治结构，亚洲许多国家也都是实行了的。比如说李承晚朴正熙就是南韩的蒋介石，苏哈托就是印尼的蒋介石，马科斯就是菲律宾的蒋介石，马哈蒂尔就是马来西亚的蒋介石。这些国家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与蒋介石的方法和手段极为类似，而且都亲美，同美国友好。因此，从这些国家的今天状况来推论，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现状来推论中国的现状是相当合理的。尤其是印尼和菲律宾的现状可以供我们参考。而朝鲜则不同，因为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菲律宾和印尼则是多民族国家。


下面就来推论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版图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还是会丢掉的，国民党当年已经同意外蒙的丢掉。而新疆和西藏则都会爆发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军会进剿，但效果就和印尼政府军镇压东帝汶的後果一样，无法彻底平息那里的武装反抗。因为国民党军的特点和美国军队及印尼军队很类似，就是只管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同人民是油水关系，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地方的治安。如北约在科索沃呆了近一年，治安情况还不如南联盟统治时期。因此，搞到後来，也许就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公民自决，然後中国的一些国土又被分离了出去。而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样印度军队就会进驻西藏，在青海和四川等处与国民党军对峙，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吸毒将泛滥成灾。因为国民党虽然禁毒，但也和美国禁毒一样，根本就禁不住。而云贵川一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由此发展起来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屡屡进剿，收效甚微。只要看看菲律宾和马来西来对反政府武装直到今天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知道这一点。

黑社会和匪患也将到处泛滥。国民党对黑社会从来没有多少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台湾也没有彻底剿灭黑社会。如果在中国大陆统治下来，广东和上海的黑社会将发展状大。而东北，西南和湘西的土匪，政府军的打击也不见效。


将不会有土地改革。国民党为什麼到了台湾会搞土地改革呢？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成了外省人，台湾的土地并不是它的，也和它的官员没有关系，当然就会搞土地改革。而如果国民党在内地一直统治下来，国民党本身主要就由地主豪绅构成，当然不会赞同土地改革。如果要搞，那麼政府就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来赎卖，但国民党在台湾那麼小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那麼大的地方，恐怕拿不出这麼一笔巨额资金。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会处於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归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的情况。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迷不振。中国的油田大多给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长期拥有和开采。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蒋介石是一个不爱造东西的人，这一点同南韩就不同，南韩的朴正熙是爱造东西的，因此南韩造出了万吨轮，造出了很好的汽车。而台湾到现在也不会，这一点很象印尼和菲律宾，印尼和菲律宾至今也不会造汽车。也就是说，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导弹。就说导弹吧，如果蒋介石有决心制造，他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并不弱於当年的大陆，是一定能够造出来的，但蒋介石就是不喜欢造东西，一要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美国要钱，买军火。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基地，妓女们泛滥成灾，有几百万之多，现在的家庭如果有女儿的很可能都会趁著年轻去捞一些外快，性病泛滥，中国成为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男人，穷的则三根筋挑著一个头，长期营养不良，富的则因为纵欲过度，奶油小生，说话娘娘腔，总之东亚病夫的形象不会改变。


当然长期不会有中国的体育世界冠军。

台湾人将个个都是穷光蛋。为什麼呢？因为台湾今天的富裕完全是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台湾人民的富裕。美国正是为了要证明"资本主义好"才大量地对台湾人实行各种优惠，比如每人都有去美国的绿卡，加上国民党从大陆带过去的巨额资金。而如果蒋介石统治著整个中国，就无理由特别照顾台湾，在镇压了的起义之後，更无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倾斜，上海广洲和福洲等地都会比台湾发达得多。外国资本也更倾向於投向大陆，而台湾人也决无可能那麼容易拿到美国的绿卡。


美军将在大陆恣意横行，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都将自由地在长江游弋，美军士兵经常会有或者杀害中国人而无罪的事情发生。美国会借口向苏联对峙而在中国建立大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後来发起象印尼那样的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店被抢烧，到处发生流血冲突，反政府武装到处起事，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加剧，最後上台的某一个党的头儿.开始努力稳定局势，但因为政府军不行，因此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许多地区开始要求独立。

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麼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者印尼的样子。


因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避免文革和反右，就避免不了艾滋病吸毒泛滥成灾，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而四分五裂。你要一个没有吸毒没有嫖娼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美军在大街上任意妇女没有土匪没有绑票的有著强大国防的社会，那麼你就要承受大知识分子们去扫厕所，当官儿的经常受到迫害及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百姓们也不大富裕这样的代价。究竟喜欢哪样，诸位网友们看著办。


毛泽东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小平喜欢说：天塌下来有长汉顶着。在二十世纪，毛泽东这个长汉，为中华民族撑起了腰杆，为全世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撑起了一片蓝蓝的天。

毛泽东是一位敢于藐视任何强权、敢于挑战帝国主义的压迫的中国人里的英雄汉。他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其实他自己骨头的硬度不亚于他所赞扬的鲁迅的骨头。让大多数穷苦的中国人翻了身，让他们在中国当时那样的生产力条件下避免沦为外来垄断资本的奴隶，毛厥功至伟。中国人永远应当珍惜毛泽东，因为他的精神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他代表了我们民族之魂中刚硬的属性，而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刚硬的灵魂的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