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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从一个少见的角度谈国共两党两军的高下

在军事论坛中，最不缺的就是中国内战的比对与争吵。有比对战术的，有比对战略的，有比对领导水平的，有比对将领素质的。以上种种，我认为都是片面的，毛泽东固然伟大，你不能否认蒋介石聪明，林彪善战，廖耀湘也不笨，共产党战术灵活，傅作义也把聂荣臻打得鸡飞狗跳，表现了极高的水准。说白了，这是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他们加入了不同的阵营，依据不同的管理机制和动员机制而战。如果刘峙带着杂牌军加入共产党，或者是粟裕带着26军参加国军阵营，或许对战争进程产生一些影响，但我相信无碍大局。
   
  历史研究者最容易忽略的，也是最让人惶惑的就是，国军集成了这么久，依旧是山头林立，见死不救，共军在没有电台的情况下，一个根据地离另一个根据地几百公里，依旧可以如肩使臂。刘少奇从苏北走到延安，走了5个月，为的是参加中共7大。从这一点上说，共军的凝聚力不是一般的。如果说共产党人都是超人，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身居高位的张国焘也想过一把军阀瘾，如果仅仅说支部建在连上，显然又不完全，因为个别共军部队也会叛逃，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共军队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实在惊人。

  说白了，也就是中共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远远走在国军的前面。在一个军阀林立、靠枪发财、当兵吃饷的年代里，没有军阀、没有堕落的中国军队是怎么练成的，我翻了几段史料，从一个奇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中共的肃反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都是负面评价，我们熟知是，很多优秀将领都冤死在肃反之下，张国焘的鄂豫皖苏区肃反尤其厉害，那么除了AB团、左倾教条之类的，肃反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一段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回忆录。在研读相关原始材料时，我发现，人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平面，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关于肃反发生原因，至少有三点大背景：一、当时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二、1930年代初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三、这是最重要的，军事干部意气用事，往往在工作中会违反党和红军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

   红军的建立是一个奇迹，它是由分散的游击队慢慢汇聚起来的，不同派别、不同习气的老大汇聚到一起，组成了一个番号，正义和邪恶是交织在一起的。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曾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佛庵要苏维埃主席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女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好心为拥护红军而解决性的问题，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
  
  里面提到的曾中生、旷继勋，都是出色的红军将领，红军师长许继慎也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一度几乎脱离了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三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 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时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

  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中央派来当师长的刘英等来到商城，准备整编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二徐及戴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八人连夜出逃。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出逃以后，在1930年2月关于商城三十二师的报告中提到：师委常委“刘殿元（一九二八年从苏联回国）同志，现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浓厚，总想带兵。上一次交一个中队给他指挥，他又随意退却，影响整个阵线；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

  以上史料，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红军，活生生的普通农民组成的军队。即使是从苏联返回的干部，也不能免俗。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敌我矛盾更加复杂，没有纯粹的好人，没有完美的圣人。

  由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残酷围剿，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联系很困难，领导也就相应削弱了。为了强加党对各地红军和苏区的领导，中共中央从1930年开始先后派遣重要干部进入苏区和红军，但是，他们却受到来自某些红军将领的抵制，1931年7月方英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四军对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的态度：“四军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其错，而是在实际上是用种种办法来破坏中央分局之威信，弄成军委在四军中没有什么威信”。

  中央分局命令红四军主力攻下英山后，向东出潜山、太湖，一个月内回来保卫秋收，但是，红四军主力南下于8月1日顺利攻下英山后，并未按原计划向东进攻潜山、安庆方向，而是自行决定继续向南，占据蕲水，缴获“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违背了上级党的指示和军令。红四军领导人也知道违反军令存在问题，8月20日直接写信给党中央，解释自行决定改变计划的原因。中央分局得知红四军擅自改变原定计划后非常不满，写信提出严厉批评。曾中生竟然召集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群情激愤”， 通过了猛烈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并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到了皖西的地方党部和非党组织中。这等于是公开对抗上级党的领导，违反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中央分局担心红四军抗命不回苏区，于是任命陈昌浩代替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在两次乘飞机空降未果的情况下，于9月13日飞马赶到红四军驻地，接管了指挥权，“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
  
  至少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处决，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当时并未被杀。我们现在认为，著名的红军将领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都冤死了，但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人人手里握着枪，一个冲动，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

  肃反是中国革命历史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要否定它很容易，要理解它很难。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中，革命力量原本不足，而1930年代各个苏区的革命队伍却几乎都发生了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惨剧，造成革命力量的严重损伤，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中共认为严重的纪律问题，在国军不是问题，强奸妇女也好，勒索地方也好，留学干部的腐化堕落也好，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军中都有，但没有解决过。

2、上级派干部空降到一个部队去，不受尊重，这在国军也不是问题，军队就是自己的，你派个人就能领导，这才不正常。

3、指挥军队失灵，在国军也不是大问题，甚至在中国古代也不是大问题，因为你毕竟打了胜仗。下级给笔杆子们写封回信抗议一下，这也不是问题。30年代，每个月都有几次全国通电，某某人反抗中央，某某人被开除出党，用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那么说，这些人是不是白死了呢？中共的肃反是不是丧心病狂呢？

在这些惨烈历史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黑暗岁月中，一支成长于野蛮环境中素质低下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瞄准着有纪律的革命军队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这些留苏回来的学生没有什么高超的手腕和杰出的领导力，只能傻乎乎的用尽他们所学的手段，努力打造一支他们认知中的苏联红军。幸运的是，苏联红军尽管有很多缺点，依旧是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军队。而组织严密的党和军队正是革命得以成功的最重要条件。

桂系、晋系、冯系、粤系————他们一次一次的举起反抗的旗帜，又一次一次的拥护中央，到1949年，蒋介石调不动白崇禧，这就是报应。也许，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有人情味儿的表现，请别忘了，这种人情味儿是军阀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斗气与叫好的时候，丝毫没有把千万呼号的贫民放在心上。而你我，如果混在那个年代，也不过是一介草民罢了。

不断的蜕变、不断的整合，共军的成功，不在于一两人。

总的来说
1.当时各地军阀割据 中央政府的进程并非是和平过渡 临时政府的政权被北洋政府强破夺走 北洋政府的政权被国民政府北伐取走 在1911~1949年之前 中央政府多变 因此对于地方势力以及各党派军力的控制也就始终没有得到贯彻 没有控制就没有纪律 单靠过去个人如岳家军、戚家军的部队也是少之又少 流氓习性无法压制 最终流氓军队的形成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2.共军有良兵 国军也有 国军有匪兵 共军也有 因为死的人多 补充的就多 但凡在任何时期 流氓地痞都是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他们不安于生活 且逞凶斗狠 因此入伍参军变成了他们获取个人利益的最便捷方式 只不过国军的树大 所以招风

3.生活在那个时代 既痛苦 又快乐 享受着嘴上的自由 害怕着身体上的伤害

中国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个组织、那种背景下，肃反均是领导人的一种谋略手段，虽然可能错杀一批人，但是往往能统一思想继而打到目标的一致性。例如，苏联大肃反是清洗了一批能人志士，但也给了朱可夫等人显示能力的机会，所以肃反未必不是好事

其实我到是觉得肃反没有错、因为在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肃反有着一定的必要性、错的是肃反最后不知啥原因被扩大化了。特别是肃反运动中一些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给党的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回楼上，我觉得肃反只能说是在特殊阶段采取的最有效率手段，在外有强敌的环境下，容不得慢慢治理整顿，只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摆平内部的问题，以免外敌趁乱而入。说不上是好事。

肃反从军事角度来说是必要的,可加强军队纪侓组织性,错的是肃反到最后被扩大化了.给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利用了,让党的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需要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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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是对内立威的好方法，但是并不是TG夺得江山的关键，关键还是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而到了台湾因为地下党组织呗破坏殆尽，造成台湾战役一再推迟，结果被美帝阻止一统中国，或许是命中注定

gmd的失败是注定的。4.12被杀的最多的不是gcd而是gmd的左派。从哪个时候开始gmd的基础建设就烂了。对于肃反，哪个时候确实在内部各种势力太多。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确实扩大化了。

解释有一些道理，在特殊情况下有时候特殊、甚至说是残酷的手段确实可以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一旦摆脱了特殊时期，仍然采用特殊手段进行管理，反作用就会成百倍的反噬自身。
肃反无疑是可以加强领导，但是也成了排除异己的手段，不讲程序的严酷镇压在战争时期可以，一旦到了和平时期，大量的仇恨就会积累，到了一定的限度，损害就会爆发出来。

回复 9楼 的帖子

可不止是左派，KMT的酱油派一样被洗啊
具体可以参考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

成者王侯败者寇，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教科书上说写的，都是胜利者写的

楼主这个观点，和《苦难辉煌》中记述的差不多，在那个时代里，背叛和出卖是如影随形的。在革命随时有可能被背叛而断送的状态下，谁都不能保证能完全不焦虑。连一向以敦厚而著称的朱德都会大发雷霆，向来儒雅的周恩来也曾失态。更不用说其它人了。所以不必过分地苛责一些人和事，历史的眼光还是要客观地看待每一件事。

仅仅从这个角度说这个问题太小了，凝聚力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仰，这才是最主要的。没有肃反以前就已经凝聚力很强了

回复 1楼 的帖子

按照你的说法，红军初期就是由流氓、土匪组成的反政府武装。可是为什么近代教科书中从没说过，红军初期内部土匪、流氓众多？

根据记载，肖华将军夫人王新兰的妹妹王新国被张国焘肃反掉了，理由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戴季英灭了红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当时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质疑无凭无据如何杀人，戴回答的是：“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类似的肃反理由还有很多，你为什么不列举一下？

1936年2月28日，在毕节渡河时夏曦失足落水，因肃反时杀人过多，身边的红军对其恨之入骨，对其落水视若无睹、袖手旁观，最后夏曦因失救溺毙。你把肃反的必要性说的一套一套的可为什么当时的红军战士们都不信？按你的说法，他们可都是经过了残酷的政治考验后留下的革命战士。

中共建国后，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各种运动，逼死资本家没收其财产充公，没收地主个人私宅，甚至连地主家的女眷也根据需要平分了，这说明自1930年以来的肃反根本没有解决内部流氓和土匪的习性问题，反而保持了这个传统，而且直到1960年肃反还在继续，就按1930年为起始时间前后也进行了30年，更何况后面还在续集，中共内部还真是容易被玷污。

另外，摘抄他人文章，请注明出处，这里是原创区。

肃反这件事并没有错，这有利于净化生存环境，更好地开展工作。但如何将这种行动规范化，就是一个难题了，不要形成对个人恩怨，意见不同者的打击报复。

我觉的楼主说的不对，肃反根本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纪律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时期由基洛夫事件迅速发展到全国的大清洗运动?为什么苏区肃反会迅速扩大化？延安整风是怎么回事？还有为什么每次这种政治运动都会迅速扩大化?  说白了，就是借机打压对手，排除（铲除）异己，使其权力最大化。肃反不是你我想象那样简单的，尤其是在比较集权的政治环境里。

回复17楼：肃反不是你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历史不是平面的 人性不是单一的  所以从一个角度和另一个角度看肃反是很有意思的

  单纯的把肃反和苏联大清洗联系到一起，或者单纯把肃反和权力斗争联系到一起何尝不是把历史简单化、粗暴化？

   注意中国革命的历史，走过的路总是发展——扩张——肃反——衰落——再发展——再肃反——再衰落——再发展  这似乎是中共的宿命？

   大革命的时候肃反   抗日的时候整风    国内战争胜利后三反五反，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为什么一方面承认肃反扩大化是错的，然后就开始大整风？中共高层有那么笨吗？

    如果仅仅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就太简单了。国民党天天都有政治斗争，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为什么用不了这种办法？

    我个人的分析是，中共的军队扩张中不可避免的吸收了旧社会各种渣滓思潮，比如一个土匪愿意跟共产党走，不等于他就放弃好色的习惯，一个游击队长在山头上霸气惯了，未必适应得了军令如山的组织氛围。中共始终坚持党指挥枪，地域又互不连接，从总部到基层得几个月的步行，这种时候，强调军队的正规化、革命化就十分艰难，空降的领导干部要维护中央（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威力的中央）不得已而为之。各个根据地之所以不约而同的开始肃反，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

    肃反之所以会扩大化：

1、中共空降的领导干部都是学生，带着苏联的教条主义，手法不灵活，甚至意气用事。相反的是，基层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语言动作粗鲁，按照中国古话来会所就是桀骜不驯、跋扈，因此很容易扩大化；

2、敌我斗争极为残酷，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叛变、出卖比比皆是，特别大家都是拿枪的，不可能有时间慢慢调查，稍有怀疑就大开杀戒；

3、军队干部素质较低，内部也有矛盾，加上空降的领导识人不准，仇杀是免不了的。

   肃反扩大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共36年就承认这一点，可到了1942年43年，整风再次扩大化，52年53年，三反再次扩大化，尽管不再杀人或者很少杀人了，但不断的扩大化，这说明了什么？还是说明了第一点和第三点，领导干部教条，干部素质低，唱歪了经。

    肃反的恶果人人都知道，可是肃反有没有成果呢？至少等待长征之时，中共内部是没有大的内乱，唯一想闹军阀的就是张国焘，可支持的人并不多。

    从1937年开始，至1945年中共七大为止，中共再没有大的调整，很多干部远在千里之外发展根据地，基本没有出现不听延安指挥的现象。45年一声令下，各地诸侯纷纷返回延安开会。三年国内战争，中共内部山头不明显，无拆台现象，无内乱，无见死不救。

    相比之下，人性化的国军呢？

    同样是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贯彻毛的路线，在农村开辟根据地，十年后，四块根据地变成四个军阀，最后，缅甸共产党总书记身死于军事叛变，现在中缅边境的几个特区，就是当年缅共革命根据地的滥觞。

    仅仅批判肃反，只能表明我们头脑的简单；仅仅把它归结于权术，只能说明分析者心理的阴暗。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

这位仁兄视角独特，看问题的眼光很不寻常呀，钦佩。凡事出现必有其理由，肃反恰如楼主所述，有其当时历史现实情况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只是矫枉必须过正，肃反扩大化的出现其实是与肃反的出现必然伴生的。这样的事例很多，尤其是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和家国逐鹿，必有用其极而不可用之不极，想最优化的可控只能是后世人们的理想化的想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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