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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理论发展的历史启示

通过对美国战略理论发展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在理论调整变化的背后有一些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有许多可资借鉴和参考的基本历史经验。总结美国战略创新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的战略理论研究将是有益的历史启示。战后，美国的战略理论创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许多理论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极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我们应当站在时代高度，正确认识、科学评价美国战略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时代意义，深刻反思中国战略理论发展中的问题，学习、借鉴他人之长，推进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战略理论创新。
            一、美国战略理论的历史启示
      战略理论具有浓厚的时代特点，“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 战后不久，美国提出遏制战略理论。在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时代条件和战略环境、战略格局的变化，不断调整改进、创新发展具有时代特色的战略理论。作为颇具全球影响力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战略理论发展不仅对本国战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理论研究有着深刻历史启示，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的启迪性意义。
         （一）战略理论发展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必须全面系统地综合思考战略问题
    战略理论是社会思想意识在军事、国家安全领域的反映，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是社会有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及民族、地缘环境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制约。只有从战略与社会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出发，全面、系统思考、研究战略问题，科学进行战略谋划，才能推动战略理论创新发展。这既是战略理论创新的普遍性规律，也是战略研究的科学思路。
    在各种影响制约战略理论创新的社会因素中，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它们都对战略理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政治因素对战略理论具有决定性影响，战略理论对政治又有一定的反作用。政治决定战略实践和理论的性质，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决定战略活动的目的，决定战略实践的发展与结局。战后美国进行的战略活动及其产生的理论，反映出美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出美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扩张、霸权、侵略的政治属性，是资产阶级政治的集中体现。冷战期间，美国进行的对外战争、武装干涉、和平演变、经济援助和制裁、文化侵略等各种战略行动，都带有扩张、侵略、霸权性质，都是维护美国两党及其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的。冷战后，美国进行的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及新干涉行动、经济政治文化扩张等战略活动，也是为了维护美国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政治的价值取向，使得战略活动始终沿着政治集团谋划设计的轨迹运行。政治成熟、政治稳定，能为战略理论研究、战略决策、战略实施等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政治选举、政府政策、对外宣传、国防教育等各种政治活动，为战略活动提供了发展的重要动力。战后美国的两党政治、选举活动、和平演变行动等各种政治活动，有力地支持了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对战略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科技是武器装备研制开发的基础，是促进军队编制体制、国防制度、安全机制变革的重要因素，是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演变的重要前提。战后美国科技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战略实践的不断前进和理论的不断创新。
    经济因素对确定新的军事体制、安全机制和战略理论研究机制，对战略实践和理论研究活动都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影响，对战略理论的创新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美国战略理论界一直重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因素是赢得战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仅仅对军事问题进行纯理论的思考，很难制定军事政策和计划。政治制度、可供使用的有限资源和人才以及社会价值观，都对防务问题起着制约作用。”
    各种社会因素对战略理论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战略理论创新是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科技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进行战略理论创新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全面兼顾、系统协调、综合运筹各种直接或和间接、积极和消极、近期和长远因素，进行科学、系统的战略研究、决策、评估和改进。综合安全战略理论就反映出美国对安全战略各种要素的综合考量。1998年美国公布的《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综合安全一词在安全上具有广泛的定义，它还包括非传统军事力量因素。在国际安全中这些因素是一些相对较新的非常规的威胁，它们具有夺取领土和击败军事力量的能力，但可能绕过军事力量而直接威胁国家和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安全所赖以存在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美国在战略理论研究、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中，重视各种因素对安全的影响和制约，强调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正确处理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关注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能源资源、人权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将视角大大拓宽。这对中国的战略理论研究是很好的启示，我们也要全纵深、多维度、多视角地认识、思考战略问题，力争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系统性、全面性的突破，而不是小打小闹的改良、改进和完善。
     （二）战略理论演变受战略实践发展的支配和制约，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理论来自于实践，受实践的影响和制约。实践是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战略理论是军事活动等战略实践的产物，是对战略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和理性认识。战略理论创新必须适应战略实践活动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推进。战略理论创新活动要与战略实践活动的模式、特点、规律和发展步伐、前进方向相适应，不断满足新的战略实践发展的要求。这是战略理论创新的重要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离开了战略实践，战略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美国战略理论演进的历史看，战略理论创新的现实需要必须与战略实践发展要求相适应。战后，因苏联的国力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霸权构成了挑战。美国出于对抗“共产主义扩张”和向全世界扩张资本主义的目的，开始采取敌视、恶化、对抗苏联的行动。这种与苏联对抗的战略实践需求，决定了遏制战略理论的产生。到尼克松时期，因深陷越南战争，美国国力衰退，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支配地位下降。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科技实力大幅增长，与美国形成了战略核均势。国力军力决定了美国只能采取缓和政策，在战略行动中开始收缩，如削减海外驻军、减少军事开支、与苏联进行有限的接触和谈判等。这种缓和的战略实践需求，决定了以尼克松主义为核心的缓和战略的产生。
    冷战后，美国失去了战略对手。在对国际局势和战略威胁进行判断的基础上，认为面临的威胁变得日益不稳定和多样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地区性大国和失败国家、无赖国家及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跨国威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时，经济因素对战略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日益受到高度重视。因此，美国的安全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局势和战略需求。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塑造-反应-准备战略便应运而生，战略理论进行了大幅创新。
   战略理论涉及战略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如对战略活动性质目的和意义的认识、对战略威胁及分类的判断、战略手段的论证和选择、战略原则的确定、战略活动的评估等。要使它们整体上与战略实践活动相适应，就必须对各种战略实践活动具有科学、正确的认识，不断提高认识能力。要在实践中积极运用各种最新的科学的战略理论，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发展理论，努力增强理论的前瞻性和超前性，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三）战略理论发展是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必须大力增强理论研究的原创性
    军事理论的发展虽然要继承已有的合理正确的成果，但最关键的是创新。恩格斯曾指出：“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取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手段的第一人。” 战略理论是历史的产物，其创新发展不能脱离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割裂历史和现实的天然联系。许多战略理论在当时都是比较超前的、适应现实需要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内容和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战略实践要求，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创新。理论都是对前人或自己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现实来自过去，因而对理论中的合理性成分不能全盘抛弃，应该是辩证的否定，批判地继承和积极的扬弃。创新是创造性活动，原创性是创新的核心要求和价值所在。理论研究必须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因此，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综合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大胆开拓创新。
   战后，美国的许多战略理论就是在继承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的时期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战略理论，奉行的战略是对原有战略理论的部分调整和局部修改。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总体上奉行的是遏制战略理论，只不过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实践的变化，进行了调整和改进。艾林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尼克松的缓和战略、卡特主义和里根主义原则上都属于遏制战略，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战略原则、目标都没有实质性变化，只不过是具体战略手段和措施上进行了调整、改革。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战略既有继续遏制战略的成分，又有适应时代条件和战略形势变迁的新内容，那就是把战略对手纳入西方体系、强调地区性冲突成为主要威胁等思想。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实质和遏制战略一脉相承，不同的是遏制战略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搞冷战，而参与和扩展战略是对所有的非西方国家搞对抗；对安全威胁的判断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强调转型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民族主义和种族宗教冲突、跨国威胁等成为面临的主要挑战。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谋划也不同于遏制等冷战理论，主张美国要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开展预防性外交和防务，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战略目标与以往理论相比也有所扩大，提出了加强国家安全、增强经济、促进全球民主的三项目标。实施目标的措施和手段也与过去有较大不同，强调军事手段要与外交、经济、政治、文化等手段并用。
   冷战后，美国战略理论的创新多于继承，许多理论是对以往理论全面、彻底的否定，军队的某些战略理论研究机构甚至提出要对原有理论或标准全部推倒重来，不要受已有东西的束缚。如信息战、信息国防、网络战就是崭新的战略理论，没有多少机械化战争、工业时代的成份。冷战后，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演变的进程明显加快，国家安全也由工业时代的传统安全向信息时代的综合安全演进。信息化战争和信息化国防与机械化战争和工业化国防是两种不同质的事物，之间没有多少继承性。不破不立，过分强调继承，就难以打破传统的束缚，更谈不上什么立异、立新了。战略理论研究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创新要有步骤分层次地逐步进行，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有计划地逐步推进。必须随着战争、军队建设、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等战略实践的发展，对国家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各个层次进行全面调整、改进和创新，要充分调动军内外、官方和民间的、个体和团体的各种力量和积极性，鼓励、支持不同层次主体加大创新性研究力度，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论证、战略判断、决策咨询、战略评估各个环节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和创新。
     （四）战略理论发展是适应未来战略活动的客观需要，必须做到立足现在与面向未来的统一
     战略理论创新主要是为了指导未来战争等战略实践活动，适应未来需要。因此，理论创新必须在前瞻性、超前性、先验性方面下功夫，既要满足现实战略需要，又要能适应未来发展需要。信息时代，战争形态和样式发生了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变化，军事领域的变革风起云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家安全领域相应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趋势，这对战略理论创新来说既是巨大挑战，也是发展的强劲动力。
    美国非常注重战略理论的超前性研究和前瞻性设计，海湾战争就是美军在战争前15—20年理论创新成果的一次实践。自20世界8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理论界提出新干涉主义、预防性防务、新帝国论、力量平衡论、信息战略、临时联盟论、太空战略、先发制人战略等理论。海湾战争后，美国陆军提出《21世纪陆军发展构想》、《2010联合构想》、《2020联合构想》等超前性理论，为打造未来军队，从事未来战争、维护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前沿构想。当前，美国根据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和战争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重点围绕信息安全和信息战略进行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理论创新。
    依据现实战略实践及理论成果，科学认识和预测未来实践发展趋势，进行未来战略判断和战略谋划，是美国战略理论创新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历史经验。战略理论面向未来，就必须走出现在，处理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大胆地批判、否定现在的一些所谓成功经验和做法。马克思曾指出：“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和新技术革命正迅猛发展，根据它们当前表现出的特点、规律，可以大体上判断、预测出其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也有许多前沿战略理论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这些都是进行超前性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必须树立创新思维、超前思维、求异思维、开放式思维方式，对信息化战争、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的有关理论和实践，放到时代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的历史趋势中进行研究，通过对战略理论与实践的超前研究与前沿探索，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美国一位未来学家曾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创造未来，那么明天我们就会生活在过去。”在工业时代和机械化战争形态下，没有创新也能有些许发展。但在今天和未来的信息时代和知识军事时代，没有创新就无法生存发展。21世纪是变革、创新的世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理论创新也片刻不能停顿。随着新军事革命和信息化战争的发展，新的安全理念、战略理论、战场设计、作战样式将不断涌现，并不断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没有哪一场战争可以作为下一场战争的范本。面向未来，才能创造未来；创新发展才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因此，战略理论发展要着眼于知识、信息等新的战略要素，确立科学的研究思路，着眼于新的战略实践活动，密切关注世界科技和军事变革的发展，大胆地展望和预测未来战争和国家安全的发展走向和可能的特点规律，用敏锐、果敢、灵活的头脑，用动态、系统、科学的方法，抢占时代的制高点。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和信息化战争中，得心应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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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判断、预测出其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也有许多前沿战略理论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这些都是进行超前性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必须树立创新思维、超前思维、求异思维、开放式思维方式，对信息化战争、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的有关理论和实践，放到时代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的历史趋势。